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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技术的演绎
来源：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协会 | 发布时间：2016-08-01 08:55:43 | 浏览次数：
来源：瞭望 2014年02月11日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孙英兰
应该不断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究汉字字形、字音和字义的演变发展规律，使之在现代新技术的条件下得以发展和应用，使汉字“焕发更灿烂的青春活力”
在电脑日益普及的当下，中国大众在汉字书写方面的水平却普遍下降，这不仅仅表现在书写的美观度方面，更主要表现在书写的准确性方面，错别字频现、“提笔忘字”的情况亦很普遍。国人这种汉字书写能力的退化正成为一种令人忧心的文化现象，甚至被一些社会学者称为“汉字危机”。
电脑真的是手写体的“诅咒”?计算机真会成为汉字的“终结者”?
“不会的，汉字会永远存在。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介质会发生改变，汉字的传递方式会发生变化。”已是古稀之年的冯志伟教授十分肯定地说。
专门从事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冯志伟，曾担任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室主任，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如果从半坡文化算起，中国汉字发展至今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汉字也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的演变过程。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中国文字的演变与发展是与其载体、书写工具、材料等高度契合的。”
汉字的演变是社会的进步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冯志伟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字的演变过程。在他看来，汉字的演变离不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从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到铸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直至用毛笔或类似工具书写在丝帛上的篆书，文字的形状无不与它的载体和书写工具有着密切关联。随着纸的发明及纸笔的普及，文字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社会也从刀耕火种向文明社会迈进。
“隶书产生于战国的中晚期，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并演变为草书，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进入两晋南北朝之后，糅合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开始盛行，逐渐成为主要的字体，字形简单也更讲究美观。在楷书盛行的年代，人们并不会因为不能写篆书、金文而受到嘲笑。正如用不同的载体写的字形不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展。”冯志伟强调说。
冯志伟告诉本刊记者，19世纪末期，中国汉字曾遭遇西方“打字机”的挑战。打字机的发明带来了欧洲字母文字的进步，但我们没能解决几千个常用汉字与西方人发明的打字机键盘的“合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也试图用打字机输入汉字，制造了汉字打字机：一个很大的键盘，常用键有1000多个，还有‘盘外字’，需要由专业的打字人员操作，很难普及。”计算机是使用基于拉丁字母的QWERTY键盘来实现人机交互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冯志伟曾先后在法国、德国留学，他使用计算机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汉语到多种外语的FAJRA机器翻译系统和世界上第一个中文术语数据库GLOT-C。
冯志伟表示，面对世界技术的发展，我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技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开始着手整理汉字，简化汉字。但一些人认为这是“数典忘祖”，极力反对。“实际上，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中国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如果我们现在抛开纸笔，每个人都用刀刻画甲骨文，那中国的文化还能进步吗?”
冯志伟介绍说，中国文字大约有8万个，有形音义的字大约6万个，这其中有很多字只能在字典中找到，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全部掌握。但作为文化，把它记录下来是十分必要的。“政府把一些最常用的字加以整理简化，我认为这不是对文化的破坏，而是一种反映时代发展进步的行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中国汉字与西方键盘再度融合，文字和技术的矛盾得到解决，这是社会进步使然。”
与冯志伟持有相近观点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术语语言和其他内容资源委员会中方专家周长青认为，文字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变化发展的，这已为历史记载所证实。
“假如从汉字书写‘受到威胁’和‘危及汉字文化传承’的角度考察，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似乎可以类比的‘危机’曾多次发生，乃至如今不仅几乎所有的人不会结绳、不会刻画甲骨文，雕刻金文、篆书变成了‘曲高和寡’的艺术，而且在大部分中华版图上能够熟练书写繁体汉字的人同样并不普遍。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普遍接受并使用简体汉字，汉字文化并没有‘毁灭’。”周长青说。
周长青分析认为，汉字每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从繁体到简体的简化，大大降低了书写掌握汉字的难度，在扫盲和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播方面功不可没。“现代信息技术和汉语汉字的相互结合，同样是社会文明和进步，不应该受到质疑或者过分担忧。汉字书写方面出现的问题应该从更深层次找原因。”
书写能力退化“并非技术惹的祸”
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汉语科技术语研究的周长青向本刊记者坦陈，信息技术的发展确实给中国五千多年的汉字文化带来挑战，浩如烟海的汉字如何进入只有40多个键位的现代计算机、汉语言文字和文化如何跟上历史车轮驶入电脑时代，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科研人员都曾关注的研究课题。“令人欣喜的是，计算机并没有成为汉字的掘墓人，随着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解决，新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是为汉语汉字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撑。”
周长青举例说，原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中华字库”工程，预计可编码字符数在50万左右，包括汉字古文字约10万、楷书汉字约30万、各少数民族文字约10万，工程涉及整理古籍文字量将达二三十亿之巨;同样，经国务院批准编纂的巨型类书《中华大典》，收入有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字，是《永乐大典》的2倍、《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
“如果仅仅用传统手段，而没有图像处理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等计算机高科技手段的出现，像‘中华字库’、《中华大典》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也很难让优秀的传统文献实现‘永久的保存和无限的传播’的目的。”周长青强调说，“不能否认，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汉字书写的要求，但汉字书写的困境不应归咎于技术，而应反思一下我们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之后的一些职业、专业的考核标准。”
在1980年代研究并发明了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开创了汉字输入电脑新纪元的王永民教授，是“把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发明家。2013年3月下旬，王永民在接受光明网访谈时直言，当下造成汉字书写“提笔忘字”的原因是“很多人用拼音输入”;而把“勤王之师”写成“擒王之师”、“志哀”写成了“致哀”，等等，都是按音输入的结果，是长期在教学和使用中“拼音独大”造成的。
王永民说，“我们的中小学从入学开始，先教汉语拼音，很少教学生写汉字。学生们对汉字的横、竖、撇、捺、折，对汉字的上下、左右、包围结构不甚了解。这样一来二去，使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成年人，从思想观念和习惯两个方面，淡化忽视了汉字的‘形’;同音选字，弃形留音，用同音字胡乱代替，就出现了当前汉字的‘沙漠化’倾向。读书人越来越不会写字了，这可谓是中国文化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严重危机!”
究其根源，王永民认为是源于我国汉学界百年来一直有的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汉字是“落后的文字”。
王永民告诉记者，这本来是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蔑视中国并企图瓜分中国时恶意制造的舆论，可是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追随西方思想文化中的所谓“语音中心主义”，人云亦云地认为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是“从象形到会意再走向拼音化”，认为这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认为汉字必须“走拼音化的道路”，否则就没有出路。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由于技术落后，技术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则是由于汉字落后。”王永民说，“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我们的汉字，是靠字形来全面记载它的音、形、义三大属性的。靠读音根本是不行的!在最小的GB2312国标字集中，yi音字有111个，shi音字有218个!只教拼音不教汉字，就等于说这些字形不同的字是可以‘通用’的!”
在他看来，造成“提笔忘字”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学校只重视教拼音而不重视汉字的“形”，汉字构形中包含的文化元素丢失了，淡化了。“如果我们从上小学开始，在认字的同时就注意写字，更多地教汉字的‘理据’，教《千字文》《弟子规》《三字经》，把字一个个认识了，不同的形赋予不同的字义，那么将来错别字就会少得多。”
王永民强调说，“中国语文是‘字本位’的，字有限，词无边，是以字为基本单位的，字才是本。现在的教学是‘拼音至上’，实际上是丢失了汉字文化，而汉字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文化。”
对此，冯志伟也持赞同意见。 冯志伟说，中国汉字既是文字又是艺术，它讲究框架，书写要求正确而且美观。随着纸与笔的出现，文字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部分。如旧时代的私塾、童蒙教育，有范本、影写、描红，等等，写字是有文化的表现，字写得好坏是一个人文化水平高低的标志。
他建议，“我国基础教育应加强写字课的教育，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字的演变发展历程，使其对字、对写字产生兴趣，甚至把能不能写字、能不能写好写对作为教育考试的一部分;还应在公务员考试、职称考试等社会各种考试招聘中予以体现，以补救由拼音造成的一些后果，缓解汉字‘失写症’这样的现代文明病。”
冯志伟同时指出，汉字拼音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在推动中国信息化进程中，汉语拼音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冯志伟介绍说，随着计算机进入国内，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公布了第一批6763个基础汉字和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区位码，把汉字和区位码对应起来，使汉字和QWERTY键盘连接在一起，汉字可以借助于区位码输入了，但只有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能操作，多数中国人并不能享受到计算机的便利与快捷，直到王永民发明了五笔字型输入法。但“五笔”同样需要拆解汉字，需要强行记忆，普及有一定的难度。
“当时的国家语委(即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也收到很多编码方案，而汉语拼音随着基础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是汉字的注音工具，也是拼写汉语的工具。能不能利用汉语拼音的特点研发一种容易掌握普及的输入法呢?后来我们研究室提出按词输入的设想，并与北大电子仪器厂合作开发了‘智能ABC’拼音输入法。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80%的人采用拼音输入。”
冯志伟表示，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字的载体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文字的形体也会发生演变，但汉字永远不会消亡，这是中国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本。
“要研究汉字，要爱汉字”
针对目前汉字书写遭遇的尴尬，周长青认为，应客观分析，反思我们的教育，反思我们自身对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周长青分析说，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习和掌握的汉字，如果真正做到100%的理解和掌握并能够应用自如的话，人们应该能够达到较高的汉语语文水平。可实际上，从初等教育结束或者完成高考开始，除非专门从事语言文史类相关工作，许多人不会再遇到对汉语水平的专门要求。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不太常用的字、词，都会被淡忘，这似乎与技术无关。
与此相反，“对外语，则从此开始，各种要求、标准或是考核都是必须的，乃至决定了人们的前程——即使一辈子的工作与外语无缘，也要参加外语考试，否则就会影响职称评定、重用提拔。”在周长青看来，在信息时代，汉字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除了教育部门，社会各界也应对我们民族的文字语言文化高度认同并充满敬意。
王永民的表述更为直白。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界，要真正地端正认识，要研究汉字，要爱汉字。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说过：‘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里骨干’，爱汉字就是爱中华文化，这是提高我们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王永民认为，当前亟需从基础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改进汉字教学，“不但要教拼音，还必须教汉字的字形、教写汉字。使广大青少年对汉字的笔画、结构，对汉字的文化内涵有更深层次的认知。”
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界人士表示，教育部门曾采取制定中小学生汉字书写等级标准、书法进课堂等措施，要求学生不仅要会认、会写汉字，还要写得规范和美观。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若不改变汉语教学的基本方式，依然以教拼音认字为主，仅把写字当作一门类似于唱歌、画画的所谓提高“素质”的闲课来对待，很难有实际的效果。
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表示，汉字书写能力退化的问题反映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和传承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除了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加强汉字书写能力的培养之外，更主要的是，要在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赋予传统文化更多的新意上多下功夫。
英国生物化学家、汉学家李约瑟在他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文字是三千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与拼音书写法显著不同的象形书写法的唯一文字。”因此，应该不断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究汉字字形、字音和字义的演变发展规律，并使之在现代新技术的条件下得以发展和应用，使汉字“焕发更灿烂的青春活力”。
唯有全社会共同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整个民族的重大意义，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人对汉字语言和文化的距离和漠视感，唤起每个公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亲近。
应该不断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究汉字字形、字音和字义的演变发展规律，使之在现代新技术的条件下得以发展和应用，使汉字“焕发更灿烂的青春活力”
在电脑日益普及的当下，中国大众在汉字书写方面的水平却普遍下降，这不仅仅表现在书写的美观度方面，更主要表现在书写的准确性方面，错别字频现、“提笔忘字”的情况亦很普遍。国人这种汉字书写能力的退化正成为一种令人忧心的文化现象，甚至被一些社会学者称为“汉字危机”。
电脑真的是手写体的“诅咒”?计算机真会成为汉字的“终结者”?
“不会的，汉字会永远存在。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介质会发生改变，汉字的传递方式会发生变化。”已是古稀之年的冯志伟教授十分肯定地说。
专门从事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冯志伟，曾担任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室主任，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如果从半坡文化算起，中国汉字发展至今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汉字也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的演变过程。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中国文字的演变与发展是与其载体、书写工具、材料等高度契合的。”
汉字的演变是社会的进步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冯志伟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字的演变过程。在他看来，汉字的演变离不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从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到铸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直至用毛笔或类似工具书写在丝帛上的篆书，文字的形状无不与它的载体和书写工具有着密切关联。随着纸的发明及纸笔的普及，文字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社会也从刀耕火种向文明社会迈进。
“隶书产生于战国的中晚期，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并演变为草书，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进入两晋南北朝之后，糅合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开始盛行，逐渐成为主要的字体，字形简单也更讲究美观。在楷书盛行的年代，人们并不会因为不能写篆书、金文而受到嘲笑。正如用不同的载体写的字形不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展。”冯志伟强调说。
冯志伟告诉本刊记者，19世纪末期，中国汉字曾遭遇西方“打字机”的挑战。打字机的发明带来了欧洲字母文字的进步，但我们没能解决几千个常用汉字与西方人发明的打字机键盘的“合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也试图用打字机输入汉字，制造了汉字打字机：一个很大的键盘，常用键有1000多个，还有‘盘外字’，需要由专业的打字人员操作，很难普及。”计算机是使用基于拉丁字母的QWERTY键盘来实现人机交互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冯志伟曾先后在法国、德国留学，他使用计算机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汉语到多种外语的FAJRA机器翻译系统和世界上第一个中文术语数据库GLOT-C。
冯志伟表示，面对世界技术的发展，我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技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开始着手整理汉字，简化汉字。但一些人认为这是“数典忘祖”，极力反对。“实际上，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中国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如果我们现在抛开纸笔，每个人都用刀刻画甲骨文，那中国的文化还能进步吗?”
冯志伟介绍说，中国文字大约有8万个，有形音义的字大约6万个，这其中有很多字只能在字典中找到，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全部掌握。但作为文化，把它记录下来是十分必要的。“政府把一些最常用的字加以整理简化，我认为这不是对文化的破坏，而是一种反映时代发展进步的行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中国汉字与西方键盘再度融合，文字和技术的矛盾得到解决，这是社会进步使然。”
与冯志伟持有相近观点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术语语言和其他内容资源委员会中方专家周长青认为，文字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变化发展的，这已为历史记载所证实。
“假如从汉字书写‘受到威胁’和‘危及汉字文化传承’的角度考察，在汉字发展过程中，似乎可以类比的‘危机’曾多次发生，乃至如今不仅几乎所有的人不会结绳、不会刻画甲骨文，雕刻金文、篆书变成了‘曲高和寡’的艺术，而且在大部分中华版图上能够熟练书写繁体汉字的人同样并不普遍。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普遍接受并使用简体汉字，汉字文化并没有‘毁灭’。”周长青说。
周长青分析认为，汉字每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从繁体到简体的简化，大大降低了书写掌握汉字的难度，在扫盲和促进文化知识的传播方面功不可没。“现代信息技术和汉语汉字的相互结合，同样是社会文明和进步，不应该受到质疑或者过分担忧。汉字书写方面出现的问题应该从更深层次找原因。”
书写能力退化“并非技术惹的祸”
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汉语科技术语研究的周长青向本刊记者坦陈，信息技术的发展确实给中国五千多年的汉字文化带来挑战，浩如烟海的汉字如何进入只有40多个键位的现代计算机、汉语言文字和文化如何跟上历史车轮驶入电脑时代，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科研人员都曾关注的研究课题。“令人欣喜的是，计算机并没有成为汉字的掘墓人，随着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解决，新技术的发展更多的是为汉语汉字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撑。”
周长青举例说，原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中华字库”工程，预计可编码字符数在50万左右，包括汉字古文字约10万、楷书汉字约30万、各少数民族文字约10万，工程涉及整理古籍文字量将达二三十亿之巨;同样，经国务院批准编纂的巨型类书《中华大典》，收入有两万多种古籍、共约8亿字，是《永乐大典》的2倍、《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
“如果仅仅用传统手段，而没有图像处理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等计算机高科技手段的出现，像‘中华字库’、《中华大典》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也很难让优秀的传统文献实现‘永久的保存和无限的传播’的目的。”周长青强调说，“不能否认，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汉字书写的要求，但汉字书写的困境不应归咎于技术，而应反思一下我们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之后的一些职业、专业的考核标准。”
在1980年代研究并发明了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五笔字型”输入法、开创了汉字输入电脑新纪元的王永民教授，是“把中国带入信息时代”的发明家。2013年3月下旬，王永民在接受光明网访谈时直言，当下造成汉字书写“提笔忘字”的原因是“很多人用拼音输入”;而把“勤王之师”写成“擒王之师”、“志哀”写成了“致哀”，等等，都是按音输入的结果，是长期在教学和使用中“拼音独大”造成的。
王永民说，“我们的中小学从入学开始，先教汉语拼音，很少教学生写汉字。学生们对汉字的横、竖、撇、捺、折，对汉字的上下、左右、包围结构不甚了解。这样一来二去，使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成年人，从思想观念和习惯两个方面，淡化忽视了汉字的‘形’;同音选字，弃形留音，用同音字胡乱代替，就出现了当前汉字的‘沙漠化’倾向。读书人越来越不会写字了，这可谓是中国文化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严重危机!”
究其根源，王永民认为是源于我国汉学界百年来一直有的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汉字是“落后的文字”。
王永民告诉记者，这本来是近代以来外国列强蔑视中国并企图瓜分中国时恶意制造的舆论，可是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追随西方思想文化中的所谓“语音中心主义”，人云亦云地认为人类文字的发展规律是“从象形到会意再走向拼音化”，认为这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认为汉字必须“走拼音化的道路”，否则就没有出路。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由于技术落后，技术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则是由于汉字落后。”王永民说，“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我们的汉字，是靠字形来全面记载它的音、形、义三大属性的。靠读音根本是不行的!在最小的GB2312国标字集中，yi音字有111个，shi音字有218个!只教拼音不教汉字，就等于说这些字形不同的字是可以‘通用’的!”
在他看来，造成“提笔忘字”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学校只重视教拼音而不重视汉字的“形”，汉字构形中包含的文化元素丢失了，淡化了。“如果我们从上小学开始，在认字的同时就注意写字，更多地教汉字的‘理据’，教《千字文》《弟子规》《三字经》，把字一个个认识了，不同的形赋予不同的字义，那么将来错别字就会少得多。”
王永民强调说，“中国语文是‘字本位’的，字有限，词无边，是以字为基本单位的，字才是本。现在的教学是‘拼音至上’，实际上是丢失了汉字文化，而汉字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文化。”
对此，冯志伟也持赞同意见。 冯志伟说，中国汉字既是文字又是艺术，它讲究框架，书写要求正确而且美观。随着纸与笔的出现，文字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部分。如旧时代的私塾、童蒙教育，有范本、影写、描红，等等，写字是有文化的表现，字写得好坏是一个人文化水平高低的标志。
他建议，“我国基础教育应加强写字课的教育，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字的演变发展历程，使其对字、对写字产生兴趣，甚至把能不能写字、能不能写好写对作为教育考试的一部分;还应在公务员考试、职称考试等社会各种考试招聘中予以体现，以补救由拼音造成的一些后果，缓解汉字‘失写症’这样的现代文明病。”
冯志伟同时指出，汉字拼音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在推动中国信息化进程中，汉语拼音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冯志伟介绍说，随着计算机进入国内，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公布了第一批6763个基础汉字和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区位码，把汉字和区位码对应起来，使汉字和QWERTY键盘连接在一起，汉字可以借助于区位码输入了，但只有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能操作，多数中国人并不能享受到计算机的便利与快捷，直到王永民发明了五笔字型输入法。但“五笔”同样需要拆解汉字，需要强行记忆，普及有一定的难度。
“当时的国家语委(即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也收到很多编码方案，而汉语拼音随着基础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是汉字的注音工具，也是拼写汉语的工具。能不能利用汉语拼音的特点研发一种容易掌握普及的输入法呢?后来我们研究室提出按词输入的设想，并与北大电子仪器厂合作开发了‘智能ABC’拼音输入法。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80%的人采用拼音输入。”
冯志伟表示，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字的载体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文字的形体也会发生演变，但汉字永远不会消亡，这是中国文化得以传承的根本。
“要研究汉字，要爱汉字”
针对目前汉字书写遭遇的尴尬，周长青认为，应客观分析，反思我们的教育，反思我们自身对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周长青分析说，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要求学习和掌握的汉字，如果真正做到100%的理解和掌握并能够应用自如的话，人们应该能够达到较高的汉语语文水平。可实际上，从初等教育结束或者完成高考开始，除非专门从事语言文史类相关工作，许多人不会再遇到对汉语水平的专门要求。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不太常用的字、词，都会被淡忘，这似乎与技术无关。
与此相反，“对外语，则从此开始，各种要求、标准或是考核都是必须的，乃至决定了人们的前程——即使一辈子的工作与外语无缘，也要参加外语考试，否则就会影响职称评定、重用提拔。”在周长青看来，在信息时代，汉字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除了教育部门，社会各界也应对我们民族的文字语言文化高度认同并充满敬意。
王永民的表述更为直白。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界，要真正地端正认识，要研究汉字，要爱汉字。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说过：‘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里骨干’，爱汉字就是爱中华文化，这是提高我们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王永民认为，当前亟需从基础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改进汉字教学，“不但要教拼音，还必须教汉字的字形、教写汉字。使广大青少年对汉字的笔画、结构，对汉字的文化内涵有更深层次的认知。”
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界人士表示，教育部门曾采取制定中小学生汉字书写等级标准、书法进课堂等措施，要求学生不仅要会认、会写汉字，还要写得规范和美观。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若不改变汉语教学的基本方式，依然以教拼音认字为主，仅把写字当作一门类似于唱歌、画画的所谓提高“素质”的闲课来对待，很难有实际的效果。
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表示，汉字书写能力退化的问题反映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和传承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除了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加强汉字书写能力的培养之外，更主要的是，要在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赋予传统文化更多的新意上多下功夫。
英国生物化学家、汉学家李约瑟在他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的文字是三千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与拼音书写法显著不同的象形书写法的唯一文字。”因此，应该不断从语言学的角度探究汉字字形、字音和字义的演变发展规律，并使之在现代新技术的条件下得以发展和应用，使汉字“焕发更灿烂的青春活力”。
唯有全社会共同认识到传统文化对整个民族的重大意义，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人对汉字语言和文化的距离和漠视感，唤起每个公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