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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的《汉语拼音方案》制订始末
来源：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协会 | 发布时间：2017-07-30 23:27:42 | 浏览次数：
新中国刚刚成立，文字改革便作为一件大事摆在中央面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制订《汉字简化方案》、大力推广普通话……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
经过几年反复推敲和审定，第一批230个简化字见诸报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注音识字和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今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整整50年了。现在，汉语拼音早已不只是一个注音识字的辅助工具了，电脑输入、火车代码、专用名词拼写、手机输入、对外汉语教学、图书索引、手语、旗语……越来越多的行业离不开它。
汉语拼音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而50年前为了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专家们付出的心血，经历的波折，却少有人知。
“中国文字应走拼音化道路”
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的来信。信中，吴玉章对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字应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胆地提出在全国各地选择重点试行新文字。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虽然，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天，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其实，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化文字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清末，轰轰烈烈的“切音字运动”就开始了。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文人，突然发现与西方相比，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已落后如许。国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教育落后盖因汉字太难。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
他们发现西方拼音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就连许多饱学之士都会发出“汉字至难”的感慨。对于汉字的反思到五四时期更达到了一个高潮，鲁迅甚至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呐喊。
同时，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的探索也从未间断。
1892年，一个名叫卢戆章的福建青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书。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卢戆章把它称为“切音新字”。他希望，通过这套方案可以做到“字话一律”，从而“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但当他把这套方案提交给清政府后，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虽然，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没有得到推广，但是一场“切音字运动”，却徐徐拉开了大幕。
《官话合声字母》、《赠订合声简字谱》、《中国音标字》……在清朝行将灭亡的最后十几年中，各种拼音方案不一而足。
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但汉字繁难，方言繁杂，两个拦路虎使他一筹莫展。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
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无法调和。汉字笔画式的、拉丁字母式的、速记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订者更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后期，读音统一会副议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议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道：“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
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字母”。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新中国成立时，这套“注音字母”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应用40年了。
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1928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式。
在语言学家、人大中文系教授胡明扬看来，这些拼音方案自身都存在着致命缺陷。“北拉”曾经在解放区广泛推行，甚至取得了与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当地农民学会了这套拼音文字后，都能用它写信、读拼音报。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义，经常闹误会。“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因此使得它始终只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转。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上世纪40年代，胡明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他记得，英国老师用威妥玛式注音点名叫道：“枪枪枪。“枪枪枪”是谁？我们谁也不知道。其实，威妥玛式里‘枪’、‘张’、‘江’都是一个拼法。张长江，就变成了‘枪枪枪’。”
由于，这些方案都不尽完美，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时间，汉字的注音方式乱象纷呈。
由韦悫制订的一套民族形式汉语拼音。虽然它也是由汉字基本笔画构成，但看起来却与汉字形式相差甚远。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形式”
新中国重新制订自己的拼音文字，字母采取什么形式，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吴玉章给毛泽东的信中，曾主张“中国文字应采取拉丁化的拼音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对于这个提议，郭沫若、马叙伦包括毛泽东本人都给予肯定。
但两年后，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的大会上，马叙伦却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指示。毛主席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订。
是什么改变了毛泽东对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现年103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向记者揭开了谜底。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专门与斯大林谈起了中国的国民教育问题。据周有光回忆，当时毛泽东问斯大林：“我们要改革文字，要制订一套字母，你看怎么办？”斯大林回答：“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应该创造一套自己的字母。”
于是，从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谓民族形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
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但是，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但是笔画太复杂，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认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5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
为了能直观地了解所谓“民族形式”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记者翻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在当时韦悫委员提交的一份“民族形式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中，找到了这个“民族形式”样本。可让记者大吃一惊的是，这个“民族形式”虽然也是由汉字基本笔画构成的，却丝毫看不出汉字的影子，倒有些与朝鲜文字类似。
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拼音方案小组的曹澄方记得：“那时研究了几个民族形式的字母，送给毛主席看，他都不满意退回来了。”
委员们非常苦恼，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制订陷入了绝境。
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刚刚参加工作的曹澄方，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分析汇总这些来信。
各种各样的意见方案纷至沓来，令委员们感到茫然。
一个宁静的午后，在人大外语系任教的胡明扬正在办公室里打字。突然，他听见背后一个人问：“你这个打字机，能不能打汉语拼音？”胡明扬回头一看是吴玉章。他回答：“那恐怕要看怎么拼了，如果是字母还可以，有符号就麻烦了。”
听完胡明扬的话后，吴玉章若有所思地走开了。胡明扬知道，吴老在思量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的问题呢！
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大会决议。
“我赞成用拉丁字母”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在开幕式上，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应该把文字改革，和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联系起来。”
这一天，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专家拿出了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汉字简化方案和6种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其中有4种汉字笔画式方案，一种斯拉夫字母式方案和一种拉丁字母式方案。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当讨论6种汉语拼音方案时，与会代表却保持了礼貌的沉默。
九天的时间过去了，会议通过了汉字整理部提供的汉字简化方案，可拼音方案委员会提供的6种拼音方案，却没有议定。散会时，专家们坐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谁都不想最先离去。最后，吴玉章先站了起来，拍了拍身边人的肩膀，缓缓走了出去。
会议结束后，正准备赶回上海上课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
“当时我说，不行呀！语言文字我是外行，就是业余搞搞。可是，吴老说，这是一项新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外行。”回忆往事，周老哈哈大笑。
虽然老本行是经济学，但在中国语言文字界，周有光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解放前，周有光就曾在上海参加过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动。1954年，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周有光，又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薄薄的小书，笔调活泼，深入浅出。对于字母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50多年以后，当记者再一次向这位百岁老人提及此事时，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的观点：“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经过一个习惯培养的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的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对于英语来说，拉丁字母也是外来的字母，用它来拼英语，便成了英国的民族形式了。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
周有光的独到见解引起了吴玉章的重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他便被吴老留下了。当时，周有光已经49岁，而且在经济学界早已卓有成绩。此时选择改行，他的想法很简单：“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中国很大，好多方面都缺少人。这样子我就同意留下来。”
文改会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以研究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第二研究室主要研究汉字简化。周有光被分配到第一研究室主管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周有光到文改会后不久，事情发生了变化。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
“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一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学，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
毛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几年中关于字母形式的反复争论最终尘埃落定。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毛主席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表态支持使用拉丁字母后，中央的指示才发出的。但最近，原语文出版社编审凌远征在读《胡乔木书信集》时却有了新的发现。
“《胡乔木书信集》中显示，知识分子会议前胡乔木就已经起草好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而关于支持使用拉丁字母的决定，是更早时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决定。这说明中央采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经过慎重讨论的。”
当然，既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为中央主席，并且对文字改革有着深刻见地的毛泽东，想必是起了主导作用。
万荣县在街头巷口都设有“认字岗”和“测验站”，考核路人，以此督促人们学习汉语拼音。
“原草案”删去“文字”二字
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
“原草案”正式公布后，很多人发现原题目中“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的“文字”二字被删掉了。而且，“原草案”中明确指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此后，吴玉章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做的报告中也强调，“现在我们提出讨论的是‘拼音方案’，还不是‘拼音文字方案’。拼音方案和拼音文字方案到底是两回事。”
文改会之所以反复强调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而非取代汉字，主要是缘于社会上对于“原草案”的巨大争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原草案”中对于汉语拼音的制订有非常详尽的考虑和规划。专家们在设计中甚至考虑到，字母在连写、草书时怎样写，会不会彼此混淆。
对此，当时已在文改会工作的原国家语委普通话推广司副司长曹澄方并不讳言，他对记者说，“原草案”最初确实是瞄准制订一套“拼音文字”方案设计的，但一下子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为了能赶快制订出一套给汉字注音的系统，以利注音识字和推广普通话，文改会在发表“原草案”时删掉了“文字”二字。
当时，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最初也是以“拼音文字”的标准，看待这套“原草案”的。胡明扬对记者说：“虽然当时没有人明确说汉语拼音是要取代汉字的，但大家都知道。如果，它在制订之初就像国际音标一样是一套注音系统，那么就不会涉及那么多介音了嘛！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中，韵母i和u拼‘一’和‘乌’音的时候，前面本来没有声母，为了好看就加上两个声母，写成yi和wu。如果单纯是注音系统，这种改变根本就没有必要。”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原草案”公布之日起，就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和争论。
有人担心，拉丁字母是外国字母，用它拼出来的声音也跟外国话一样；有人怕，用拉丁字母来拼音，今后我们汉语里也会出现单数、复数和第一格、第二格。当然这些担心，都显得有些业余。但在知识界，人们担心的却是拼音是否真的会取代汉字。
“原草案”公布后，吴玉章经常请社会各界人士，到文改会座谈。那时，经常负责会议记录的曹澄方记得，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而融洽。但有位老先生章士钊，反对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的形式，说到激动处甚至还拍桌子呢。这件事，给曹澄方印象很深，“我还从来没碰到过有人拍桌子，那么激动的！”曹澄方明白，其实章士钊反对的并不是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他是怕拉丁字母有一天真会取代汉字。
相比大知识分子中的反对声音，民间对拼音文字却采取欢迎的态度。原国家语委拼音处处长李乐毅，上世纪50年代跟随父母旅居越南西贡。当时还在上高中的他是从广播里，得知中国要制订自己的拼音方案的。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啊！因为越南早就改用拼音文字了。拼音文字很简单，会说就会拼，越南的老百姓们很快就都脱盲了。我当时想，中国要是也实行拼音文字，那扫盲不就方便了吗？”虽然现在李乐毅觉得，自己那时的想法很天真，但当时他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心情却极具代表性。
“你们真笨，26个字母搞了三年”
为了消除社会上对于汉语拼音的误会和质疑，拼音方案委员会的专家们必须进一步讨论，以便使方案更加完美。
但是，这些语言学家们来自不同的学派，对字母的发音也就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些学术上的差异，常常引起专家们的争论。
曹澄方记得，有一次，专家们讨论一个问题，6个专家意见还比较一致，另外6个专家却各有看法。六比六，僵在那里。
老先生们年纪都不小了，身体也不好。但争论起学术问题，一个个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吴玉章曾说，这个东西表决制不解决问题，人多了，也不一定是对的。僵持不下时，只能把这个问题先晾一晾，讨论下一个问题。
关于这些激烈的争论，我们从1956年8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发表的《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见》中，可见一斑：
字母的具体安排上意见分歧的一个原因，是各人对于方案的要求重点有所不同。有人重视教学的方便，有人重视学会以后实际使用的方便。有人从机械应用的效率出发，要求字母的总数少一些；有的从语音的准确描写出发，认为字母总数最好多几个。有的人重视运用拉丁字母的国际习惯，有的人重视汉语语音系统的固有特点。有的人着重为汉字注音，有的人着重在设计一种拼音文字。每一方面的要求都是有理由的，孤立地来看，每一个要求都是应该满足的。但是要在一个方案里头，使每一个要求都满足得一样好，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当时不仅专家提出许多意见，群众们也有很多建议。随着《草案》的不断公布和发表，群众来信也越来越多。周有光记得，“重要的信就有1800封。不仅有中国人，外国人、外国专家也来信提意见。每一封信我们都要交到拼音化研究室给他答复。”
审订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但各方意见总是难以统一。为了使汉语拼音尽早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审订委员会：
汉语拼音方案还不是文字方案，它是给汉字注音，帮助扫盲，帮助推广普通话的，它还不能代替汉字，因此现在不能废除汉字。至于汉字将来是否要用拼音文字代替，这个问题需要从长计议，现在不做决定。
至此，一些赋予《汉语拼音方案》过多功能的争论才得以平息。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
三年寒来暑往，专家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试验、分析，终于捧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周有光先生对记者说：“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你们真笨，26个字母搞了三年。”回忆往事，老人哈哈大笑。他说：“我觉得这三年搞得值，如果当年留下一点马虎，今天会后悔无穷。”
周老记得当他们把《方案》交到周总理手中时，他对总理说，我们这个方案定好了，国务院给它公布一下就行了。可周总理说不行，国务院要通过，还要送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通过。足见国家对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视和期望。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
全民争学a—o—e
1957年12月，《汉语拼音方案》正式通过之前，刚刚随父母从越南回国的李乐毅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看到这份《草案》后，他立即试着用它拼写起来。“太方便，太简单了！我一会儿就学会了！”
在越南时，李乐毅就曾尝试过自创一套“汉语拼音方案”，但是弄来弄去，不是拼法不够简单，就是标调不好处理，最终还是放弃了。“看到这套《方案》以后，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前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时隔多年，李乐毅当时兴奋的心情仍然溢于言表。
当时，他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拿到新的《拼音方案》后，他马上组织同学们学起来。
对汉语拼音最狂热的时候，他甚至用汉语拼音来记日记。“有一次，我用汉语拼音写的日记被团支书发现了，以为我在用密电码，搞什么特务活动。解释了半天，才说清楚。那次，差点儿就没让我入团。”提起这些有趣的往事，李乐毅呵呵直笑。
1958年9月1日，刚刚入学的一年级小学生宗春启打开新发的课本，他惊讶地发现课本的第一页是一些曲里拐弯的外国字母。除了方块汉字之外，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字。“当时，我父母看到也很奇怪，说你们怎么学外文了。”
但不久，宗春启就发现，通过这些拉丁字母他能够学会很多生字。宗春启回忆，那时候出了很多带汉语拼音注音的图书，学会拼音后，他经常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以前不认识的字，一拼就知道是什么了。那会儿，我看了好多书，也自己认识了好多字。”
1958年秋季入学的小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学习汉语拼音的人。据统计，仅1958年一年，全国就有5000万小学生学习了汉语拼音。
而在此前，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汉语拼音教学工作，大批的中小学老师也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培训。城里的教师由区文教局负责培训，而农村的教师的培训工作只能依靠北京高校的大学生了。
那年暑假，正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王理嘉背上铺盖卷，跟同学们一起来到京郊房山。王理嘉回忆：“那时候，农村条件很差，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坐长途车到房山边上，又坐着村里的马车进山，光路上就几个小时。”
到了村里，十里八村的小学老师都搬着小板凳集中到生产大队的场院里。一块小黑板，几根粉笔头儿，刚从报纸上学会新汉语拼音的大学生们，当起了老师的老师。
那时，农村老师普遍文化程度比较低，初中毕业就算是秀才了，更多的只上过小学。之前，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拉丁字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王理嘉和同学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老师们一点一点地学。三四天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居然都掌握了。王理嘉记得，结束培训时，他还专门为他们出了一张卷子考核。“大部分人都考得不错。连一个抱着吃奶的孩子来上课的女教师，也考了九十多分。”
1960年，山西省万荣县年仅5岁的小姑娘吴建生和她的母亲俞冰如，从晋南小县城来到北京，参加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吴建生记得，一位工作人员把她领到舞台上，让她写“吴建生小朋友你好”，她便用汉语拼音写出了这句话。会后，吴玉章高兴地将这个小姑娘高高抱起。
通过学习汉语拼音，吴建生认识了很多字，也能用汉语拼音写一些简单的话。后来她在翻看当时的笔记本时，还发现自己用歪歪扭扭的汉语拼音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
很快，吴建生就成为学习汉语拼音的小名人了。直到现在，她还在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幼年的经历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的故乡晋南小城万荣，也因为用汉语拼音成功扫盲和推广普通话，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万荣县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一直在做扫盲工作。但是经过几年努力，效果甚微。由于，农民只能利用农闲时进行扫盲，回生率很高。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万荣县找到了扫盲的好方法。据当时报告记载，一般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利用汉语拼音识字，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
那时，万荣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商店食堂，只要有汉字的地方都被标上汉语拼音。万荣县青古村村民王俊道至今记得，那时候，他们在地里干三百米，到地头坐下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就你问我，我问你，互相学习，很快就学会了。
村里的老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有拼音这个好办法，我们至今还是睁眼瞎呢！
拼音统一中国话
汉语拼音不但帮助了注音识字，对于推广普通话更加意义非凡。
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各方言间除了语音差别甚远外，词汇、语法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岭南、江浙方言，北方人听起来如同外语。这种巨大的方言差异，给人们的交流造成很大不便。
周有光记得，解放前他在欧洲遇到几个中国老乡。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一个上海人，三个人在外国说中国话说不通，最后只能讲英语。
其实，早在清雍正年间，朝廷就要求各地方官一体学习官话，但几百年过去了，各地普通话普及程度还是很低。
1955年10月2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闭幕仅仅两天，中国科学院就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议明确定义，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语。
曾参加这次会议的胡明扬记得，对于普通话的定义，专家们还有过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广东话中保留了很多中古读音，是中国最古老的发音方式，普通话应以广东话为基础。有人认为，上海聚集了大量文人，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话应作为普通话的基础。但是由于全国70%的方言都近似北京音，北京语音最终成为普通话的标准语音。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在文化教育系统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普通话。学校、广播、电影都成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由于这些推普方式都限于口耳相传，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推普工作收效不大。
1958年，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19岁的社员陈进四，作为福建推广普通话的标兵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陈进四告诉记者，其实那时候她还不怎么会说普通话。
到了北京，吴玉章专门派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杜松寿教她学拼音。很快，她就掌握了。回到吴山，她用汉语拼音拼字音，普通话提高很快。
吴山乡是福建省最偏僻的地方，方圆四十里全是崇山峻岭，方言非常杂乱。有时，只要隔一条河互相说话都听不懂。解放初期，吴山乡的干部大都是从北方来的。北方干部都是一口普通话，当地农民可犯了愁。开会、做报告，他们听不懂。土改的时候，全乡只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能听懂普通话，乡里就让他给老百姓当翻译。可没想到，他把群众的好话翻成了坏话，把政府的政策由白说成了黑。结果，土改时农民们吃了大亏。好久以后，大家才回过味儿来。学会普通话，对于吴山乡的村民们，太重要了。
陈进四一直担任吴山扫盲班的老师。学会汉语拼音前，她每周都要跑到20多里以外的邻乡找小学老师备课，然后再回来教学生。老师发音不标准，她学的时候也是大概其，回来转述给学生，就更走样儿了。几年下来，不但学生没有学会普通话，就连陈进四这个老师也说不利落。学会汉语拼音以后，他们学习普通话终于有了标准。现在，陈进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汉语拼音不只是中国拼写中文的标准，也是世界拼写中文的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标准（ISO）《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2月11日）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中文书籍的检索目录都是根据威妥玛式编写的，为了适应国际标准，他们投资2000万美元，把目录全都改成了汉语拼音检索。
电脑时代到来后，汉语拼音又成功地解决了汉字输入问题。据统计，现在95%以上的电脑用户，都采用拼音输入法。
现在，汉语拼音在国际交流、对外汉语教学、手机输入、手语、盲文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生活中，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汉语拼音，而它也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另外一种重要手段。
作者：黄加佳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