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历史文献资源述评
来源：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协会 | 发布时间：2017-01-09 11:19:51 | 浏览次数：
北京话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学术界对于北京话的形成时间和嬗变情况观点不一。确认记录北京话历史的文献情况也就会因人而异。关于北京话语料的分类，尚未见有全面的探讨，目前已有的几家分类，基本上是对清代至今的北京话文献进行分类，未涉及到清代以前的北京话文献。
北京话始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我们暂且认为北京话始于唐代，其发展可以为八期，即：（1）唐代的幽州话；（2）北宋时期的北京话；（3）辽金时期的北京话；（4）元代的大都话；（5）明代的北京话；（6）清代的北京话；（7）民国时期的北京话；（8）当代北京话。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分期主要是根据反映北京话语音的历史资料所做出的。要想全面而准确地把北京话的历史分期问题解决妥当，除了语音方面的资料外，还要考虑反映北京话词汇、语法方面的资料。由于现有资料的限制，辽金时期以前反映北京话的资料主要是音韵学资料，从辽金时期开始，才出现了反映北京话语料的文献，可供对当时北京话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研究。本文仅限于对前六期的语言史料加以探讨，关于民国时期的北京话和当代北京话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从略。由于清代晚期反映当时北京话语料的文献较多，我们单立一节加以叙述。
唐代是北京话音系的源头，这主要是以唐人卢藏用的音切和河北道幽州地区的诗人用韵为依据的。卢藏用［约670（？）～722（？）］，字子潜，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新、旧《唐书》有传，著有《春秋后语释文》，该书现存残卷有注音511条，加上又音10个，共有音521字次。卢藏用的音系特点虽与《切韵》音系相去不远，但显示某些音变现象开始已开始发生，呈现出音系简化的趋势。这当是最早系统记录唐代北京地区方言的重要语音资料，可视为北京音系的最早源头。
唐代北京地区的汉语方言可暂称为幽州话。唐代方言可分为六大方言区，其中北方有西北方音和中原方音两大方言区，这里的幽州话是独立于中原方音的一个大方言区还是中原方音内的一个次方言，目前由于资料的限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唐代河北道幽州地区的诗人用韵
幽州地区韵部的突出特点在于“东冬钟”同部和元韵字的归属上。“东冬钟”同部体现了时音的特征，幽州地区“东冬钟”三韵的合用反映出了近代音的特点。《中原音韵》已将“东冬钟江”分成了东钟韵与江阳韵，即通、江二摄不混，并且通摄内部“东冬钟“三韵已合为一部。该地语音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元韵分别与臻摄、山摄寒桓韵、先仙韵混用，而从段玉裁、戴震、孔广森、江有诰等清儒对古韵的分部上来看，元韵古音应是与山摄相同或相近的，之所以出现同样的元韵字分别与不同韵字相押的情况，很可能在幽州地区元韵部分字的读音正在发生着变化。
反映北宋时期北京话的重要音韵资料是邵雍（1011～1077）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邵雍祖籍范阳，在今北京以南几十公里，30岁那年移居河南距洛阳不远的地方。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雅洪托夫的研究，该图反映的是北宋时期的北京话音系。
契丹大、小字的使用，在当时只限辽代贵族范围，如《辽史》列传中提到通习契丹字的人，是耶律倍、耶律庶成、肖韩家奴、肖音乐奴、耶律大石等上层人物。而这些人又都精通汉文，所以，契丹字的使用范围实际上并不广泛。辽朝的对外正式公文、朝廷诏令奏议、对中原和西夏的所有文件，都用汉文。佛经的解释、著述，士人的科场考试，契丹文学家的诗文集等，也都用汉文。这说明汉文在当时是通用文字。契丹文的使用，迄今考古发现，仅限于哀册墓志方面的装点，并且常常同时对照刻写汉文。
沈钟伟根据已发表的墓志和碑文摹本和考释中的22种契丹小字材料，来研究辽金时期的北京话。其中《郎君行記》《蕭仲恭墓誌》和《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誌残石》三种都是金代（1115～1234）的材料，并不是辽代（907～1125）的作品。通过内部对比发现北方官话有五个特征：（1）唇音声母唇齿化；（2）知组声母和照组声母合并；（3）全浊声母清化；（4）塞音韵尾失落；（5）带–k韵尾的音节复元音化。这些特征也是当时北京话的特征。
（二）女真汉对音
可供研究的女真文材料只有为数有限的几种碑刻中的汉语借词。沈钟伟通过分析九种女真文材料，发现现代北方官话的语音特征同样有以下五个特征：（1）唇音声母唇齿化；（2）知组声母和照组声母合并；（3）全浊声母清化；（4）塞音韵尾失落；（5）带–k 韵尾的音节复元音化。这五个特征与契丹汉对音的特征相同。
（三）辽金时期幽燕地区的诗人用韵
辽金时期幽燕地区的诗人用韵研究成果主要是丁治民、崔彦的文章，他们对当时北京地区的诗人用韵做了深入探讨。
（四）诸宫调的用韵
我们把诸宫调独立出来是因为它与辽金时期的诗人用韵有所不同。诸宫调盛行于宋金时期，现存有三种：《刘知远诸宫调》《董西厢诸宫调》和《天宝遗事诸宫调》。除了《天宝遗事诸宫调》是元代作品以外，其他两种通常认为都是金代作品。而以《刘知远诸宫调》为最早。有关研究见周大璞《〈董西厢〉用韵考》、廖珣英《诸宫调的用韵》。最近，王昊教授论证《刘知远诸宫调》非金代作品而是辽代产物。如此说成立，则诸宫调所反映的音韵现象时代更应提前，举例来说，《中原音韵》有支思韵和车遮韵，这两个韵的形成时代通常认为是元代，但根据周大璞和廖珣英的研究，则诸宫调亦有独立的支思韵和车遮韵。其形成时间更应提前。研究诸宫调的用韵是考证北京话形成的又一思路。
（一）《中原音韵》
元代最重要音韵资料是《中原音韵》，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性质，学界一直有不同意见，王力、宁继福、唐作藩均主《中原音韵》代表元代大都音。这里面实际包含两个问题：（1）《中原音韵》是否代表元代大都音？（2）现代北京话是否直接源自元代大都话？这里暂取《中原音韵》是元代大都音一说。
（二）《中州乐府音韵类编》
元代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1351）又名《中原音韵类编》《北腔韵类》。学界通常认为该书也是反映北音的重要韵书。与《中原音韵》相比较，该书有三个特点：（1）《中原音韵》所收的字多，《音韵类编》所收的字少；（2）《音韵类编》平声分三类：阴、阳、阴阳。所谓“阴阳类”，是指阴类和阳类可以两两相配的一类；（3）《中原音韵》中有两韵并收的字，《音韵类编》中无。此外，从它的书名为《北腔韵类》以及作者是燕人卓从之来看，该书当为研究北京话语音的重要资料。
（三）元杂剧的用韵
研究这一时期及其前后用韵的论著主要有廖珣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鲁国尧《白朴的词韵和曲韵及其同异》、赵变亲《元杂剧用韵研究》。
1.《菉斐轩词林韵释》
又名《词林要韵》。共分十九韵，入派三声。该书通常认为是词韵书，经赵荫棠先生考证，该书非词韵书，而是曲韵书。
它的韵目如下：
⑴东红⑵邦阳⑶支时⑷齐微⑸车夫⑹皆来⑺真文⑻寒间⑼鸾端⑽先元⑾萧韶⑿和何⒀嘉华⒁车邪⒂清明⒃幽游⒄金音⒅南山⒆占炎
《词林要韵》音系反映的是不是北京音，学界并无一致意见。我们知道该音系与《中原音韵》相差无几，除了字数的增加外，二者基本上完全相同。如果《中原音韵》反映元代北京话音系的话，也可以认为《词林要韵》音系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北京音，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合并字学篇韵便览》
作者徐孝。该书是一部记录明代北京话语音系统的典籍，对研究北京话语音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该书包括四部分：（1）字书——《合并字学集篇》；（2）韵书——《合并字学集韵》；（3）韵图——《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4）反切总汇——《四声领率谱》。
3.《音韵集成》
《音韵集成》成书年代和作者不能确考。赵荫棠先生“韵略堂”曾藏有一部抄本，他推断成书年代为明末。《集成》韵字录自《字汇》，《字汇》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汇通·凡例》四次提到《集成》，可知《集成》成书于1615年至1642年间。《集成》十六部如下：
《集成》音系的性质学界多认为反映的是明代的北京话音系。
4.《元曲选·音释》
《元曲选》所收100种杂剧，除《看钱奴》第三折外，每一折后都有《音释》，绝大部分楔子后也有。中华书局1989年重排本《元曲选》共有这样的音释7856条，为2017字（字形同而音义不同的，算作不同的字）注释了音读。注音形式为直音和反切。这些被释字有四分之三只出现一次, 少量的重复出现多次。
目前戏曲学界多认为《元曲选·音释》是继承《中原音韵》而来，该注音应该反映的是 《中原音韵》一系的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明代北京音。元代的北京地区戏曲演唱最盛，明代继承元代在北京演唱元曲，应该使用北京音，不太可能使用其他地区的音演唱。但是据我们所知，汉语音韵学界却对该书的音系性质迄无明确的统一意见。
5．《四声通解》中之“今俗音”
《四声通解》成书于16世纪，是朝鲜学者崔世珍用正音文字转写汉语语音的一部韵书，其中的“今俗音”反映了当时的北京音，对人们了解16世纪的汉语官话音有一定的价值。
6．《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中的右音
《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是朝鲜王朝（1392～1896）早期使用最广泛的汉语会话教材。一般认为这两部书是朝鲜中宗朝的著名汉学家崔世珍所编撰的，成书年代不详。《《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是《老乞大》和《朴通事》系列中，迄今为止最早的韩文注音本。在书中出现的所有汉字下面左右两侧各有不同的韩文对音（即“左音”和“右音”），而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右音反映了十六世纪初的中国时音；左音是依据《洪武正韵》的“《通考》之音”，与编撰《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当时的时音有较大的差异。右音记录的可能是北京音。
（二）词汇类资料
1．《宛署杂记》
《宛署杂记》二十卷，成于1593年，作者沈榜（明），现藏日本尊经阁文库。北京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宛署杂记》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日本尊经阁文库的摄影胶片排印的。该书卷十七中记载了民风方言，从中可以看出今天北京土话的许多影子，不少词汇可以窥见明代北京话部分词汇的面貌。
2．《燕山丛录》
《燕山丛录》，二十二卷，明徐昌祚撰，《四库提要》认为是编盖其官刑部时所作。《四库全书》置于子部小说家类。书中多载京畿之事，故以燕山为名。该书中的“长安俚语”记录的无疑就是明代的北京话，很多词语与今天的北京话无甚区别。
1.《拙庵韵悟》
《拙庵韵悟》成书于康熙甲寅年间（1674）。作者赵绍箕，字宁拙，河北易水（今易县）人。学界均认为该书反映的是当时北京话的等韵图。该书设二十二字母，除去两个虚设的无字之音，实际的声母音位是二十个，比《元韵谱》二十一母少一个[ŋ]，其余的相等。韵母系统分六独韵、十四通韵。声调为五声，即“天（阴平）、平（阳平）、上、去、入”。
2.《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和《谐声韵学》
赵荫棠根据家藏《三教经书文字根本》所题：“阿摩利谛订集十二摄；汉人虞嗣订集《韵学》认为“《谐声韵学》该书即依《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而作作者为“虞嗣”。《续修四库全书》则据此题作者为“（清）释阿摩利诗”。关于这两本韵书和韵图的性质，陆志韦认为它们是反映北京话的书，说：“我把徐孝以后的好几种北京韵书详细比较过一次。从徐孝到《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谐声韵学》，以至《李氏音鉴》，没有两本在清入声的配列上全然一致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跟《谐声韵学》把清入声派在阴平跟上声，（派在阳平跟去声的占极少数）。”可见陆志韦对这两本书的态度，不但认为它们是反映当时北京话语音的书，而且在反映清入声的演变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
3.《五音通韵》
《五音通韵》（1712），是一部不早于康熙年间的清代韵书，作者无考。目前所知清初等韵著作《五音通韵》是抄本，仅存两部：一部是韵图和韵书相结合的本子，现藏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永岛荣一郎文库，另一部是韵图单行本，收存在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室。学界认为该书音系反映的是当时的北京话语音。
4.《康熙字典》注音中的北京音
《康熙字典》注音中的直音反映当时的时音，其中主要是当时的北京话注音，《字典》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因此我们可以据以研究18世纪初年前后的北京音。有关研究见邵荣芬《〈康熙字典〉注音中的时音反映》。
5.《元音改正》
清人刘世英的《元音改正》（1779）一书十分罕见，目前看见的均是抄本，未见刻本。最早提及这本书的是著名音韵学家陆志韦先生，他在《国语入声演变小注》中说：“最近这几十年来，清入声的读音还在那里改变。我们可以比较刘世英的《元音改正》(1779)，王璞的《京音字汇》（1913），张洵如的《北平音系十三辙》（1936），还是各有分别。”并且加脚注说：“刘是汉军。王是宛平人。张是河北东光人，然而他的书是经过说地道北京话的人校订过的，并且书里清入声的调别完全跟黎锦熙白涤洲的《国音分韵常用字表》（1934）相同。”从中可知，该书对研究北京话的入派四声问题，尤其是清入声字的演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李氏音鉴》
《李氏音鉴》（1805），李汝珍撰，字松石，北京大兴人。全书共六卷，前五卷是问答体，共33章，评述了音韵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后一卷是《字母五声图》，这是一个以33个字母和22个韵部相配合生出的单字而组成的音节表，每个单字都注明反切和射字暗码，根据这个音节表可以求出该书所反映的书面音系。
《李氏音鉴》反映出来的音系是18世纪末的北京音系的基础，兼列当时海州音中与北京音相异的部分，即在叙述处于北京官话地域内的北京音同时，兼采处于下江官话地域的海州音。李汝珍匠心独运地设计了一个音系框架，而容纳了基本上是两个彼此有区别的音系，即所谓南北音兼列，一个是“北音”，即李汝珍“童而习之”并一直保持着的故乡大兴话音系；一个是“南音”，即李汝珍所熟悉的海州板浦话音系。
7.《音泭》
《音泭》是清末北京人徐鉴所编的一本蒙学韵书。徐鉴，字香垞，河北大兴人。在卷首有赵由忠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写的序。该书以韵图为主，分三十六韵，声母十九个，与徐孝《等韵图经》相当。该书的声调分为阴、阳、上、去、入五声。入声兼配阴声韵和阳声韵，但是，配置于阳声韵中的入声字居多，也有专为入声而设置的韵目。
8.《南北方音》中的北音
《南北方音》是清末夏鸾翔所撰的一部反切韵书，目前只见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室的两个版本：稿本及手抄本《南北方音》，成书的时间不早于1863年。该书作者夏鸾翔，字紫笙，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1825年，卒于1864年。
《南北方音》是作者将近十年写成的一部反映南北时音的反切韵书，全书共五卷，按照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分别排列，收录汉字8344个。作者在凡例中写道：“方音随时变迁是编概用今音”，可见这部韵书记录的当是十九世纪中期的语音。书中的北音以当时的顺天（今北京）音为主，间有齐、鲁、晋等地的方音，可为近代北京话语音史研究提供较为详尽的资料和文献。
《南北方音》北音的声母有22个，已经与现代北京音的声母相同了。北音中的韵部有十六个，《南北方音》依调分卷，卷一为阴平、卷二为阳平、卷三为上声、卷四为去声、卷五为入声。作者在凡例中说道：“北音无入声所知也”，当时的北音有四个声调，平声分阴、阳、上声与去声。
（二）满汉对音译音文献
1.《圆音正考》
《圆音正考》，存之堂撰，成书于1743年（或以前），这是一本辨析尖团字的书。全书用满文标音，共收96组48对1647个汉字。对研究当时北京话的尖团合流情况很有价值。《圆音正考》是反映“尖团音”合流的最早文献。
2.《音韵逢源》
《音韵逢源》，满族人裕恩（号容斋）著。在卷首有禧恩的道光庚子（1840）序。该书的特色是用满洲文字来注音，把所有的字都制成韵图，与只用一个字作为例字的韵图不同，在韵图中就记载了许多同音字。另外，入声不独立，派入到平、上、去各声等，特别是入声被派入到平、上、去三声（实际上平声被两分，所以是四声）。该书的资料价值不容忽视。该书声母系统没有严格从北京实际语音归纳，共立二十一母，并且不反映已出现的“尖团不分”现象。这是兼顾满文的结果。韵母分十二部。声调系统入派四声，接近于现代北京音而与《等韵图经》差异较大。
3.《正音切韵指掌》中的“今俗音”
《正音切韵指掌》为清广东人莎彝尊撰，现见有咸丰庚申年（1860）刊本。该书的 “正音”有可能是当时的南京话，而北燕俗音应肯定是当时的北京话。就是《指掌》十一个字韵中有写在圆圈内的字。这些字重见于别的字韵，不加圆圈。《指掌》凡例第二条说：“间有写圈内者，乃北燕相沿成俗之语音也”。可知写在圈内的字是北燕俗音，不是《指掌》所认定的正音。北燕俗音与正音在有无-i-介音、入声与非入声、轻唇音字的开口与合口、-yŋ与-uŋ、-ei与-i、阴平与阳平和只有北燕俗音而无正音等七个方面有系统性差别，而这些差别在北京话语音史的研究中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正音文献
1.袁一州《官语详编》（1729）
2.张玉成《别俗正音汇编大全》（《南北官话汇编大全》）（1785）
3.蔡奭《新刻官话汇解便览》（原名《官音汇解》）（1794）
4.高静亭《正音撮要》（1810）
5.莎彝尊《正音辨微》（1837）
6.莎彝尊《正音咀华》（1853）
7.莎彝尊《正音再华旁注》（1867）
8.潘逢禧《正音通俗表》（1870）
以上几种正音文献，均与北京话音系有关，但是，除了高静亭《正音撮要》（1810）、莎彝尊《正音咀华》（1853）和潘逢禧《正音通俗表》（1870）三书有极少学者进行研究外，其他文献基本上无人探讨，有些书名都是首次公开。此中《正音撮要》是目前所见清代较早的“正音课本”，之后的“正音课本”如《正音咀华》、《正音通俗表》等皆有模仿该书之痕迹。《正音撮要》对研究清代的“正音观念”以及清代官话语音基础的性质很有价值。
北京话始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我们暂且认为北京话始于唐代，其发展可以为八期，即：（1）唐代的幽州话；（2）北宋时期的北京话；（3）辽金时期的北京话；（4）元代的大都话；（5）明代的北京话；（6）清代的北京话；（7）民国时期的北京话；（8）当代北京话。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分期主要是根据反映北京话语音的历史资料所做出的。要想全面而准确地把北京话的历史分期问题解决妥当，除了语音方面的资料外，还要考虑反映北京话词汇、语法方面的资料。由于现有资料的限制，辽金时期以前反映北京话的资料主要是音韵学资料，从辽金时期开始，才出现了反映北京话语料的文献，可供对当时北京话语法和词汇方面的研究。本文仅限于对前六期的语言史料加以探讨，关于民国时期的北京话和当代北京话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从略。由于清代晚期反映当时北京话语料的文献较多，我们单立一节加以叙述。
一、唐代的幽州话
（一）唐人卢藏用的音切唐代是北京话音系的源头，这主要是以唐人卢藏用的音切和河北道幽州地区的诗人用韵为依据的。卢藏用［约670（？）～722（？）］，字子潜，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新、旧《唐书》有传，著有《春秋后语释文》，该书现存残卷有注音511条，加上又音10个，共有音521字次。卢藏用的音系特点虽与《切韵》音系相去不远，但显示某些音变现象开始已开始发生，呈现出音系简化的趋势。这当是最早系统记录唐代北京地区方言的重要语音资料，可视为北京音系的最早源头。
唐代北京地区的汉语方言可暂称为幽州话。唐代方言可分为六大方言区，其中北方有西北方音和中原方音两大方言区，这里的幽州话是独立于中原方音的一个大方言区还是中原方音内的一个次方言，目前由于资料的限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唐代河北道幽州地区的诗人用韵
幽州地区韵部的突出特点在于“东冬钟”同部和元韵字的归属上。“东冬钟”同部体现了时音的特征，幽州地区“东冬钟”三韵的合用反映出了近代音的特点。《中原音韵》已将“东冬钟江”分成了东钟韵与江阳韵，即通、江二摄不混，并且通摄内部“东冬钟“三韵已合为一部。该地语音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元韵分别与臻摄、山摄寒桓韵、先仙韵混用，而从段玉裁、戴震、孔广森、江有诰等清儒对古韵的分部上来看，元韵古音应是与山摄相同或相近的，之所以出现同样的元韵字分别与不同韵字相押的情况，很可能在幽州地区元韵部分字的读音正在发生着变化。
二、北宋时期的北京话
（一）《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反映北宋时期北京话的重要音韵资料是邵雍（1011～1077）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邵雍祖籍范阳，在今北京以南几十公里，30岁那年移居河南距洛阳不远的地方。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雅洪托夫的研究，该图反映的是北宋时期的北京话音系。
三、辽金时期的北京话
（一）契丹汉对音契丹大、小字的使用，在当时只限辽代贵族范围，如《辽史》列传中提到通习契丹字的人，是耶律倍、耶律庶成、肖韩家奴、肖音乐奴、耶律大石等上层人物。而这些人又都精通汉文，所以，契丹字的使用范围实际上并不广泛。辽朝的对外正式公文、朝廷诏令奏议、对中原和西夏的所有文件，都用汉文。佛经的解释、著述，士人的科场考试，契丹文学家的诗文集等，也都用汉文。这说明汉文在当时是通用文字。契丹文的使用，迄今考古发现，仅限于哀册墓志方面的装点，并且常常同时对照刻写汉文。
沈钟伟根据已发表的墓志和碑文摹本和考释中的22种契丹小字材料，来研究辽金时期的北京话。其中《郎君行記》《蕭仲恭墓誌》和《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誌残石》三种都是金代（1115～1234）的材料，并不是辽代（907～1125）的作品。通过内部对比发现北方官话有五个特征：（1）唇音声母唇齿化；（2）知组声母和照组声母合并；（3）全浊声母清化；（4）塞音韵尾失落；（5）带–k韵尾的音节复元音化。这些特征也是当时北京话的特征。
（二）女真汉对音
可供研究的女真文材料只有为数有限的几种碑刻中的汉语借词。沈钟伟通过分析九种女真文材料，发现现代北方官话的语音特征同样有以下五个特征：（1）唇音声母唇齿化；（2）知组声母和照组声母合并；（3）全浊声母清化；（4）塞音韵尾失落；（5）带–k 韵尾的音节复元音化。这五个特征与契丹汉对音的特征相同。
（三）辽金时期幽燕地区的诗人用韵
辽金时期幽燕地区的诗人用韵研究成果主要是丁治民、崔彦的文章，他们对当时北京地区的诗人用韵做了深入探讨。
（四）诸宫调的用韵
我们把诸宫调独立出来是因为它与辽金时期的诗人用韵有所不同。诸宫调盛行于宋金时期，现存有三种：《刘知远诸宫调》《董西厢诸宫调》和《天宝遗事诸宫调》。除了《天宝遗事诸宫调》是元代作品以外，其他两种通常认为都是金代作品。而以《刘知远诸宫调》为最早。有关研究见周大璞《〈董西厢〉用韵考》、廖珣英《诸宫调的用韵》。最近，王昊教授论证《刘知远诸宫调》非金代作品而是辽代产物。如此说成立，则诸宫调所反映的音韵现象时代更应提前，举例来说，《中原音韵》有支思韵和车遮韵，这两个韵的形成时代通常认为是元代，但根据周大璞和廖珣英的研究，则诸宫调亦有独立的支思韵和车遮韵。其形成时间更应提前。研究诸宫调的用韵是考证北京话形成的又一思路。
四、元代的大都话
据方彪的推测，元代大都音的底层应该是洛阳正音。洛阳话本来一直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语音中心。北宋王朝以洛阳为西京，首都是东京汴梁。洛阳正音覆盖了汴梁正音。金、元两王朝攻破汴梁时，均迁城中人口于燕京，于是洛阳正音也被迁到了大都，被迁到大都的洛阳正音融合了多民族、多地区的语音之后，发展成为了“大都正音”。（一）《中原音韵》
元代最重要音韵资料是《中原音韵》，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性质，学界一直有不同意见，王力、宁继福、唐作藩均主《中原音韵》代表元代大都音。这里面实际包含两个问题：（1）《中原音韵》是否代表元代大都音？（2）现代北京话是否直接源自元代大都话？这里暂取《中原音韵》是元代大都音一说。
（二）《中州乐府音韵类编》
元代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1351）又名《中原音韵类编》《北腔韵类》。学界通常认为该书也是反映北音的重要韵书。与《中原音韵》相比较，该书有三个特点：（1）《中原音韵》所收的字多，《音韵类编》所收的字少；（2）《音韵类编》平声分三类：阴、阳、阴阳。所谓“阴阳类”，是指阴类和阳类可以两两相配的一类；（3）《中原音韵》中有两韵并收的字，《音韵类编》中无。此外，从它的书名为《北腔韵类》以及作者是燕人卓从之来看，该书当为研究北京话语音的重要资料。
（三）元杂剧的用韵
研究这一时期及其前后用韵的论著主要有廖珣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鲁国尧《白朴的词韵和曲韵及其同异》、赵变亲《元杂剧用韵研究》。
五、明代的北京话
（一）音韵类资料1.《菉斐轩词林韵释》
又名《词林要韵》。共分十九韵，入派三声。该书通常认为是词韵书，经赵荫棠先生考证，该书非词韵书，而是曲韵书。
它的韵目如下：
⑴东红⑵邦阳⑶支时⑷齐微⑸车夫⑹皆来⑺真文⑻寒间⑼鸾端⑽先元⑾萧韶⑿和何⒀嘉华⒁车邪⒂清明⒃幽游⒄金音⒅南山⒆占炎
《词林要韵》音系反映的是不是北京音，学界并无一致意见。我们知道该音系与《中原音韵》相差无几，除了字数的增加外，二者基本上完全相同。如果《中原音韵》反映元代北京话音系的话，也可以认为《词林要韵》音系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北京音，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合并字学篇韵便览》
作者徐孝。该书是一部记录明代北京话语音系统的典籍，对研究北京话语音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该书包括四部分：（1）字书——《合并字学集篇》；（2）韵书——《合并字学集韵》；（3）韵图——《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4）反切总汇——《四声领率谱》。
3.《音韵集成》
《音韵集成》成书年代和作者不能确考。赵荫棠先生“韵略堂”曾藏有一部抄本，他推断成书年代为明末。《集成》韵字录自《字汇》，《字汇》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汇通·凡例》四次提到《集成》，可知《集成》成书于1615年至1642年间。《集成》十六部如下：
| 东洪 | 居鱼 | 呼模 | 灰微 | 幽侯 | 支齐 | 真文 | 先元 |
| 遮蛇 | 庚晴 | 江阳 | 歌何 | 萧豪 | 家麻 | 皆来 | 山寒 |
4.《元曲选·音释》
《元曲选》所收100种杂剧，除《看钱奴》第三折外，每一折后都有《音释》，绝大部分楔子后也有。中华书局1989年重排本《元曲选》共有这样的音释7856条，为2017字（字形同而音义不同的，算作不同的字）注释了音读。注音形式为直音和反切。这些被释字有四分之三只出现一次, 少量的重复出现多次。
目前戏曲学界多认为《元曲选·音释》是继承《中原音韵》而来，该注音应该反映的是 《中原音韵》一系的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明代北京音。元代的北京地区戏曲演唱最盛，明代继承元代在北京演唱元曲，应该使用北京音，不太可能使用其他地区的音演唱。但是据我们所知，汉语音韵学界却对该书的音系性质迄无明确的统一意见。
5．《四声通解》中之“今俗音”
《四声通解》成书于16世纪，是朝鲜学者崔世珍用正音文字转写汉语语音的一部韵书，其中的“今俗音”反映了当时的北京音，对人们了解16世纪的汉语官话音有一定的价值。
6．《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中的右音
《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是朝鲜王朝（1392～1896）早期使用最广泛的汉语会话教材。一般认为这两部书是朝鲜中宗朝的著名汉学家崔世珍所编撰的，成书年代不详。《《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是《老乞大》和《朴通事》系列中，迄今为止最早的韩文注音本。在书中出现的所有汉字下面左右两侧各有不同的韩文对音（即“左音”和“右音”），而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右音反映了十六世纪初的中国时音；左音是依据《洪武正韵》的“《通考》之音”，与编撰《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当时的时音有较大的差异。右音记录的可能是北京音。
（二）词汇类资料
1．《宛署杂记》
《宛署杂记》二十卷，成于1593年，作者沈榜（明），现藏日本尊经阁文库。北京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宛署杂记》是根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日本尊经阁文库的摄影胶片排印的。该书卷十七中记载了民风方言，从中可以看出今天北京土话的许多影子，不少词汇可以窥见明代北京话部分词汇的面貌。
2．《燕山丛录》
《燕山丛录》，二十二卷，明徐昌祚撰，《四库提要》认为是编盖其官刑部时所作。《四库全书》置于子部小说家类。书中多载京畿之事，故以燕山为名。该书中的“长安俚语”记录的无疑就是明代的北京话，很多词语与今天的北京话无甚区别。
六、清代的北京话
（一）中国本土文献1.《拙庵韵悟》
《拙庵韵悟》成书于康熙甲寅年间（1674）。作者赵绍箕，字宁拙，河北易水（今易县）人。学界均认为该书反映的是当时北京话的等韵图。该书设二十二字母，除去两个虚设的无字之音，实际的声母音位是二十个，比《元韵谱》二十一母少一个[ŋ]，其余的相等。韵母系统分六独韵、十四通韵。声调为五声，即“天（阴平）、平（阳平）、上、去、入”。
2.《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和《谐声韵学》
赵荫棠根据家藏《三教经书文字根本》所题：“阿摩利谛订集十二摄；汉人虞嗣订集《韵学》认为“《谐声韵学》该书即依《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而作作者为“虞嗣”。《续修四库全书》则据此题作者为“（清）释阿摩利诗”。关于这两本韵书和韵图的性质，陆志韦认为它们是反映北京话的书，说：“我把徐孝以后的好几种北京韵书详细比较过一次。从徐孝到《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谐声韵学》，以至《李氏音鉴》，没有两本在清入声的配列上全然一致的。《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跟《谐声韵学》把清入声派在阴平跟上声，（派在阳平跟去声的占极少数）。”可见陆志韦对这两本书的态度，不但认为它们是反映当时北京话语音的书，而且在反映清入声的演变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
3.《五音通韵》
《五音通韵》（1712），是一部不早于康熙年间的清代韵书，作者无考。目前所知清初等韵著作《五音通韵》是抄本，仅存两部：一部是韵图和韵书相结合的本子，现藏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永岛荣一郎文库，另一部是韵图单行本，收存在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室。学界认为该书音系反映的是当时的北京话语音。
4.《康熙字典》注音中的北京音
《康熙字典》注音中的直音反映当时的时音，其中主要是当时的北京话注音，《字典》成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因此我们可以据以研究18世纪初年前后的北京音。有关研究见邵荣芬《〈康熙字典〉注音中的时音反映》。
5.《元音改正》
清人刘世英的《元音改正》（1779）一书十分罕见，目前看见的均是抄本，未见刻本。最早提及这本书的是著名音韵学家陆志韦先生，他在《国语入声演变小注》中说：“最近这几十年来，清入声的读音还在那里改变。我们可以比较刘世英的《元音改正》(1779)，王璞的《京音字汇》（1913），张洵如的《北平音系十三辙》（1936），还是各有分别。”并且加脚注说：“刘是汉军。王是宛平人。张是河北东光人，然而他的书是经过说地道北京话的人校订过的，并且书里清入声的调别完全跟黎锦熙白涤洲的《国音分韵常用字表》（1934）相同。”从中可知，该书对研究北京话的入派四声问题，尤其是清入声字的演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李氏音鉴》
《李氏音鉴》（1805），李汝珍撰，字松石，北京大兴人。全书共六卷，前五卷是问答体，共33章，评述了音韵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后一卷是《字母五声图》，这是一个以33个字母和22个韵部相配合生出的单字而组成的音节表，每个单字都注明反切和射字暗码，根据这个音节表可以求出该书所反映的书面音系。
《李氏音鉴》反映出来的音系是18世纪末的北京音系的基础，兼列当时海州音中与北京音相异的部分，即在叙述处于北京官话地域内的北京音同时，兼采处于下江官话地域的海州音。李汝珍匠心独运地设计了一个音系框架，而容纳了基本上是两个彼此有区别的音系，即所谓南北音兼列，一个是“北音”，即李汝珍“童而习之”并一直保持着的故乡大兴话音系；一个是“南音”，即李汝珍所熟悉的海州板浦话音系。
7.《音泭》
《音泭》是清末北京人徐鉴所编的一本蒙学韵书。徐鉴，字香垞，河北大兴人。在卷首有赵由忠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写的序。该书以韵图为主，分三十六韵，声母十九个，与徐孝《等韵图经》相当。该书的声调分为阴、阳、上、去、入五声。入声兼配阴声韵和阳声韵，但是，配置于阳声韵中的入声字居多，也有专为入声而设置的韵目。
8.《南北方音》中的北音
《南北方音》是清末夏鸾翔所撰的一部反切韵书，目前只见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室的两个版本：稿本及手抄本《南北方音》，成书的时间不早于1863年。该书作者夏鸾翔，字紫笙，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1825年，卒于1864年。
《南北方音》是作者将近十年写成的一部反映南北时音的反切韵书，全书共五卷，按照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分别排列，收录汉字8344个。作者在凡例中写道：“方音随时变迁是编概用今音”，可见这部韵书记录的当是十九世纪中期的语音。书中的北音以当时的顺天（今北京）音为主，间有齐、鲁、晋等地的方音，可为近代北京话语音史研究提供较为详尽的资料和文献。
《南北方音》北音的声母有22个，已经与现代北京音的声母相同了。北音中的韵部有十六个，《南北方音》依调分卷，卷一为阴平、卷二为阳平、卷三为上声、卷四为去声、卷五为入声。作者在凡例中说道：“北音无入声所知也”，当时的北音有四个声调，平声分阴、阳、上声与去声。
（二）满汉对音译音文献
1.《圆音正考》
《圆音正考》，存之堂撰，成书于1743年（或以前），这是一本辨析尖团字的书。全书用满文标音，共收96组48对1647个汉字。对研究当时北京话的尖团合流情况很有价值。《圆音正考》是反映“尖团音”合流的最早文献。
2.《音韵逢源》
《音韵逢源》，满族人裕恩（号容斋）著。在卷首有禧恩的道光庚子（1840）序。该书的特色是用满洲文字来注音，把所有的字都制成韵图，与只用一个字作为例字的韵图不同，在韵图中就记载了许多同音字。另外，入声不独立，派入到平、上、去各声等，特别是入声被派入到平、上、去三声（实际上平声被两分，所以是四声）。该书的资料价值不容忽视。该书声母系统没有严格从北京实际语音归纳，共立二十一母，并且不反映已出现的“尖团不分”现象。这是兼顾满文的结果。韵母分十二部。声调系统入派四声，接近于现代北京音而与《等韵图经》差异较大。
3.《正音切韵指掌》中的“今俗音”
《正音切韵指掌》为清广东人莎彝尊撰，现见有咸丰庚申年（1860）刊本。该书的 “正音”有可能是当时的南京话，而北燕俗音应肯定是当时的北京话。就是《指掌》十一个字韵中有写在圆圈内的字。这些字重见于别的字韵，不加圆圈。《指掌》凡例第二条说：“间有写圈内者，乃北燕相沿成俗之语音也”。可知写在圈内的字是北燕俗音，不是《指掌》所认定的正音。北燕俗音与正音在有无-i-介音、入声与非入声、轻唇音字的开口与合口、-yŋ与-uŋ、-ei与-i、阴平与阳平和只有北燕俗音而无正音等七个方面有系统性差别，而这些差别在北京话语音史的研究中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正音文献
1.袁一州《官语详编》（1729）
2.张玉成《别俗正音汇编大全》（《南北官话汇编大全》）（1785）
3.蔡奭《新刻官话汇解便览》（原名《官音汇解》）（1794）
4.高静亭《正音撮要》（1810）
5.莎彝尊《正音辨微》（1837）
6.莎彝尊《正音咀华》（1853）
7.莎彝尊《正音再华旁注》（1867）
8.潘逢禧《正音通俗表》（1870）
以上几种正音文献，均与北京话音系有关，但是，除了高静亭《正音撮要》（1810）、莎彝尊《正音咀华》（1853）和潘逢禧《正音通俗表》（1870）三书有极少学者进行研究外，其他文献基本上无人探讨，有些书名都是首次公开。此中《正音撮要》是目前所见清代较早的“正音课本”，之后的“正音课本”如《正音咀华》、《正音通俗表》等皆有模仿该书之痕迹。《正音撮要》对研究清代的“正音观念”以及清代官话语音基础的性质很有价值。
（冯蒸，首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