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甲骨惊天下 求解甲骨文“一字千金”

一片甲骨惊天下

　　——甲骨文与北京城的一段往事

　　高希

　　2017年10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发布消息，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创建于1997年的《世界记忆名录》，旨在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进行抢救，并加强保护和利用，提高全世界对文献遗产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中药“龙骨”原是甲骨

　　都说“一片甲骨惊天下”，作为20世纪初四大文化史发现之一，中国最早的成文古文字文献遗产，跨越千年的甲骨文是如何被发现的呢？笔者想说的便是甲骨文与北京城之间的一段往事。

　　谈起甲骨文与北京城，就不得不提到有“甲骨文之父”之称的清代学者王懿荣。王懿荣，字正孺，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清史稿·王懿荣传》中说他“泛涉书，嗜金石，潘祖荫、翁同龢并称其学”。这位当时的国子监祭酒、著名的金石学家是如何发现的甲骨文呢？

　　《北京志·出版志》中记录了这个有点传奇的故事。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患痢疾，医生开出一剂药方，上有一味叫“龙骨”的药。当家人从宣武门外的西鹤年堂药店买回来药材时，略通医道的王懿荣出于好奇，亲自查看龙骨碎片，居然发现有一块碎片上刻划有奇异的纹络。

　　精通钟鼎文的王懿荣觉得蹊跷，便又派人到药店将所谓龙骨都买了下来。经仔细研究，他认为这些龙骨其实是年代久远的兽骨遗留，上面镌刻的“画纹符号”并不同于青铜器上的铭文。于是他出高价，大量收购带字的甲骨，一次竟得800余片，包括刻有52个字的全甲一片。刘鹗在《铁云藏龟·自序》中记下了王懿荣对收购甲骨的执着，“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兹荣见之狂喜，以厚价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

　　后来的历史表明，如果说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以前，它们只是被当作药材卖进了中药店，随着其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被重视，甲骨渐渐被当作宝物卖给了古董商人或直接卖给学者，这些重要历史文物因此也就得到了保存，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甲骨文之父”以身殉国

　　在收购甲骨的同时，王懿荣开始对照典籍文献，研究他的“发现”。他还找来琉璃厂清秘阁的古玩商孙秋商讨，又请教刑部主事孙诒让。后来，王懿荣从骨片上找到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从而认定这是早在篆隶之前的上古文字。

　　尽管对于这些故事的细节，后世学者有所质疑，也有学者对王懿荣首发甲骨文的说法持不同观点，但清代学者王懿荣无疑对于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翻开了甲骨文学的第一页，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王懿荣的学术贡献，还在于他推测甲骨文为殷商之物，对近现代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和工作重点有很大影响。学者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称，甲骨卜辞“文字虽简略，然可证史家之遗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

　　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学者们将古代史料和地下出土文物结合，将汉字起源上溯至商代(盘庚迁殷以后)，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余年。可惜的是，当年的王懿荣还未对这种文字展开深入研究，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率军民奋勇抵抗，督守东便门师溃后，亟返今东城区锡拉胡同内的寓所，书绝命词，投井殉国。

　　但甲骨文并没有随着王懿荣的逝去而再度沉沦，其收藏的千余片甲骨被他的好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收购。1903年，刘鹗将王懿荣和自己收集到的甲骨选拓1058片，编写成《铁云藏龟》一书，这也是中国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另一部分由王懿荣之子赠送天津新学书院，后经美国人方法敛摹写，编入《甲骨卜辞七集》。还有一小部分，在1939年由唐兰编进《天壤阁甲骨文存》一书。

　　求解甲骨文“一字千金”

　　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有15万余片，能识别出来的有6000余字，虽历经几代学者努力研究，但能准确释义的仅1500余字。2017年7月，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的一篇“悬赏公告”引发了各界关注。公告称，破译未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对存争议甲骨文做出新的释读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5万元。真可谓“一字千金”。长期从事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的朱彦民教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甲骨文单字等待人们释读，但是任何一个字的破译工作都是一场“攻坚战”。

　　其实全国发现甲骨文的地区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都城殷墟(今河南安阳)，另外在山东大辛庄商代遗址、陕西周原周代遗址中也有发现。难得的是，北京地区不止一处出土了带有刻字的甲骨，1975年，在昌平白浮村挖掘三座西周木椁墓时，发现卜甲残片100多片，其文字有“贞”“其祀”“其尚上下韦驭”等。1996年冬，在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一座西周早期灰坑中发现了数十片卜甲，有三片刻有文字。其中清晰地刻有“成周”二字的卜甲为琉璃河遗址的分期和断代提供了新的依据，对古都北京的始建城年代及历史沿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