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赳赳：中国人为什么不会说汉语了？

    汉字五千年，白话文百年，网络流行语十五年，中国的语言还未走出去，中国人还没学会说汉语。

      网上热议一封大唐休书，原为1900年莫高窟出土：“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幽怀合卺之欢。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若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以求一别，物色书之，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休书写得极其委婉、透彻，充满人情味，富有哲理感。放在而今，呃，也许只是“滚粗”一句，解决问题。“约吗”、“滚粗”，速战、速决、速朽。

      中国人语言的问题，本质是思维的问题、情感的问题、教养的问题。我们的思维单一化、情感粗鄙化、教养缺如化———以前老一辈说一句“没教养”，是很重的话，现如今它根本不是个衡量标准，够不够“壕”是关键。

    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功过需要两论：其功自不待言，使得语言通俗化，民智开启，接引科学，也造就一大批语言文体大师，故有论曰“白话文一起步就是高峰”；但其弊端亦很大，与传统文化隔裂，旧学日后成为破四旧，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故纸堆，华学或曰国学，自此难以成为日常风景、礼乐精神，中国人的现代化以西方为标准进行嫁接，先生之风，山穷水尽。

      不会说汉语的中国人，活得很苟且、很麻木、很糟心。

      白话文古已有之，但五四运动给了它地位。

     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并非一蹴而就，实乃其势必然。其背景是孙中山言“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曾经儒家圣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因近现代西方思想、科技、制度的传入，面临着无以应对的复杂局势。

      人和人的关系，靠语言，靠一套伦理法则维系；但现代性恰恰是器物的创造和传播，枪炮、轮船、飞机、电灯、高楼大厦实实在在改变了这种关系，人和物的关系，成为比人和人的关系更可靠的关系。“物质”和“经济”使得“资本”的力量日益强大，人和人的关系弱化，人和物的关系强化，此时，社会进步靠的是科学和制度。

      那时，孙中山即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针对中国人开会效率低，言不及意，放任自流；传教士在西方报纸开专栏，写《中国人的性格》，大量描述中国人的不精确和模糊心态，这也引来鲁迅的深深痛心，因此写出了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阿Ｑ》；周作人的白话文已经达到某种微妙、丰富的境地，而给当今人看，也许嫌弃其罗嗦，原因仅在于，我们的思维已经被驯化成非此即彼的简单模式，对于稍稍需要付出心智的品味，已略显无能。

      “书上面一定要有序的么？这似乎可以不必，但又觉得似乎也是要的，假如是可以有，虽然不一定是非有不可。”这段能将人绕晕的话，出自周作人为一本书所作的序。若是交给现在的语文老师，可能就会判不及格，或者要求语言简洁易懂。但恰恰是这样的话，正说明着白话文的品质，从一开始就能够传递出作者心底最微妙、纠缠的情态，此等跃然纸上之情，怕是一般作手写不出的。我们会说：亲，这序你到底想写还是不想写啊。“捉急”。

      为了科学和制度，白话文放开了。究其实，白话文其活力一直活跃在中国古代民间，有别于士大夫的诗教传统。中国的四大名著，可以说都是白话文的集大成之作。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这个俗文学，一直是中国有别于官方文学的一支潜流，在白话文运动时，终于成了主流。

      “白话”一语，就有“讲白”之意，即口头语言，非正式的书面语言。可以说，中国白话文绝非是从五四运动开端的，而只能说它是从五四运动一跃成为官方和民众所通盘接受的统一性语言。自此，文言文系统几乎退出了大众使用的舞台。“用进废退”，白话文系统的正式确立，标志着文言文成为保留的活化石，只为研究者使用，而不再是日常性的语言文字工具。

      白话文的流变恰似一个变局，但其中亦有骗局。

      白话文由此有它的传统及模式演变过程。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古典”是它的最重要的气息和传统。好的白话文必然是在古典的基础上形成的。故往往只有通旧学的文学家才能写出绝妙的好文章来。

      如果把白话文理解成对文言文的“稀释”，那就大错特错了。语言应有的质感、体积，语言应有的多义性和词源性，可能就都会被遮蔽、消失。我们现在往往只知道一个词的引申义，而对其词源学上的本来意思，则视而不见。比如“乌”这个字，黑色是引申义，其本义是“黑色的鸟”（因其黑色所以看不见眼睛，故名乌）。在胡兰成的书中，还会有“乌飞兔走”一说，但谁现在敢说“乌”也是鸟的一种，一定会被当作错误。

      除了古典传统之外，五四运动造就了白话文的第二个传统，由于有一系列语言大师的成就，这段民国时期的确是意外的高峰，胡适、周氏兄弟、沈从文等不胜枚举的语言大师们，造就了白话文的现代性。

      但接下来，就是白话文的另一个传统：无产阶级文艺腔。无产阶级的语言具有着“暴力美学”和“宣传机器”的特征。与现代广告的用语类似，它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植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因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具有绝对意味、片面色彩的词汇层出不穷，语言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立场思维和不容置疑的先验合法性判断。在这样一个“虚构”出来的“想像共同体”的作用下，人类生产和生活模式得到了极具效率的集中式释放。白话文也因此显示出了它的另外一面，在某种合谋的关系中，它不得不承担起一种自欺欺人的功能。

      无产阶级文艺腔与“口号”、“标语”、“语录”之间有着近亲的关系。尤其适用于歌颂和批判。其本质是培养一种主观的立场和简单化的单一思维。现今大多数中国人的汉语水平，依然像孩子指认电影中好人坏人角色一样，只要得到一个ＹＥＳ或ＮＯ的简单判别，就心满意足了。而对于语言之中的蕴藉、玄奥、可以再三品咂的丰富和多感，则不再关心，也无能为力。

      此外，白话文的流变还有一个传统是来自于翻译。其中日文的翻译和英语的翻译对它影响甚大。中文中很多西方的词汇，都是由日文借鉴过来的，如“干部”、“逻辑”等等。而英语的翻译直接造成了汉语的另一个腔调：翻译腔。早期如林语堂的散文，就是用这种翻译腔写就的。因为他可以用双语写作。他的作品中大量充斥着细节描写，具有精确性，句子结构比较长。但缺点就是过于直白，没有回味的余地，表情达意上总是流于浅薄而没有深刻内蕴。这也是他始终无法在现代文学的地位上往前突进一步的原因。

      而当今用翻译腔写作的汉语亦日渐成为主流。尤其是在小说写作和非虚构文体上，几乎不采用西方的标准和阅读习惯就寸步难行。毕竟从技法而言，如同油画一样，现代小说和非虚构写作都是西式的产物。但至今未见能将中西两种技法融合很好的文体家出现。若用传统的中式写法，未免显得酸味十足。若用纯然西式的写法，又丢失掉了内在的味道。汉语因此就别别扭扭地向前滑行着，直到迎来了网络语言的翻新。

      网络语言的出现解放了汉语，但也异化了汉语。

      网络流行语的成因一种是网友自发使用，形成的热潮。这是网络流行语的一支正面力量，颇具有网民智慧。包括像一些新成语的生成，如“地命海心”、“喜大普奔”等。但网络流行语的最大问题是生命力，其流行程度很难逾越一年以上。

      大多数汉语作家还会在正统的书写中，有意识地与网络语言拉开距离，他们漠视那些热点网文、网络作家所拥有的庞大粉丝量。由于网络中文写作成为一种可能，类似于像“南派三叔”这样的网络中文写作者，其勤奋程度令人吃惊，每天至少有一万字的生产量。而网络作家的高产已逼近倪匡、金庸等高产作家行列（两千万字是起步）。

      但真正幕后操作网络流行语的，却是各种公关公司和品牌营销。有时莫名其妙地莫一个热词火了，背后往往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和营销团队的影子，当然，各种网络水军也是必然推波助澜的因素。“贾ＸＸ，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即是其中的一例。

      如果说，汉字的简繁之争，已经为汉语的使用带来一种体制上的伤害的话；网络语言的生成无疑是从商业上再一次给汉语带来伤害。“识繁用简”已经成为大多数知识界的共识，但如何应对网络语言，目前尚无科学的、学术的定论。尽管汉语词典也在不断收录一些新产生的网络词汇。

      但有一个共识是：网络语言的出现从某种意义而言解放了汉语，汉语第一次变得无比具有创造力和可塑性。互联网的“涌现”特征给了汉语一次自我更新和繁殖的机会。但不无令人担忧的是，它也毫不犹豫地异化了汉语，使汉语的标准化界线变得模糊。这也是当下最令语文老师头痛的原因———学生的组词造句已经网络化了：“如果：假如果实可以吃”。

      网络语言，我们该拥抱它还是屏蔽它？这显然也是中国人才有的单一思维。但只有这种单一的思维才能引来围观和争议。这是中国人议题设置的技巧。网络语言是汉语中一道丰富的矿脉，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其平民化、民主化的诸多特征，都代表着未来的走向。因此，首先要正视它，其次要开发它。而不是用简单的思维和情绪去进行接纳或排斥。这需要更精深的汉语匠人出现，分崩离析、去伪存精。

      汉语的确在形成增量，但中国人的汉语水平在退化。

      正确使用汉语的呼声从来未断过。也很容易为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所利用。全球很多国家都开办有官方的孔子学院，即是一例。但这种全球化式推广使用汉语的努力被证明是收效甚微的。它仅止于一个面子工程。

      汉语研究者毛喻原指出：“汉字的早熟性主要是指汉字的那种反进化特征。汉字的发展没有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而刚好相反，它走的是一条从繁到简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讲，正如中国文化的早熟一样，汉语也在简化和退化。

      类似于“汉字热”的兴起，恰恰反映出人们对传统汉字的隔膜和渴望。流沙河《白鱼解字》、台湾人写的《汉字树》、《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复原再版等等一系列出版现象，表明了我们对自己的汉字认知还处在一个赢弱的阶段。

      有学者认为，由于缺少训诂、小学的基础，我们的汉字认知水平仅仅处在一个不断重复的阶段，而对汉字的根源性把握则疏离已久。“说文解字”一类的重新认识汉字的方式正在努力缓解这种疏离。

      拥有什么样的语言方式，就拥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维特根斯坦甚至将其上升到一种高度：“想像一种语言即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方式”。由于某种人为和强权地塑造，以致于汉语遭到过全方位的断裂。我们不再能明白汉语中那“既可言传、尚须意会”的神韵。无论是商业形态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塑造，汉语都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它本身。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汉语自身的丰富性大打折扣。有论者认为汉语是最适合于诗歌与哲理的语言之一，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汉语又是最缺少时态、缺少精确性的语言。一位文字工作者甚至说：“我经常为把‘了’字放在哪里、要不要而大伤脑筋”。一位海外的语言博士说：“汉语常常没有主语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但这也会脱离语境时引来歧义。”有一个艺术家的著名装置作品叫《今天下午停水》即是如此：没有“主语”对上午停水负责，也不知是谁导致了上午停水。

      海外汉学家陈世骧则甚为推崇语言文字在历史中的地位，他曾在《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中说：“人类创作出文学作品用以宣示自己的无上地位，就其井然有序与华彩绚美而言，文学都被认为堪与宇宙比肩。”他对汉语文学的信心也甚高：“中国文学可以被视为历史与文明中最伟大的凝聚力之一。”然而同时他也观察到：“它也会引发停滞，至少也会导致迟缓，所获得的发展则通常来自于对异质文明的仿效与交融。”

      文学批评家吴亮说：“中国的八十年代，至少为世界贡献了三个诺贝尔奖。”这是他对中国八十年代的肯定。但同时，面对新世纪的汉语水准，面对一般性的大众而言，汉语是用途最广、日用性最高但却最易受忽略的语言系统，却几乎已是定论。

      回到经典、重读原典，是中国人最快速提高汉语的方法。但不知道一心奔向丰裕社会的中国人，是否还拥有坐下来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