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赳赳：为什么前人文章味道十足，现在反而寡淡无味

文字的重要性其实不必多言。波兰诗人、1980年诺奖得主米沃什精通法、俄、英三种语言，但流亡美国后坚持用母语写作，因为在彼时境况下，波兰语已是他的精神支撑，是故乡；俄国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则说，俄罗斯所有不幸都源自它选择斯拉夫语而非希腊语作为其教会语言，因为选择斯拉夫语的俄罗斯被西方国家长期孤立。上述两种，一个侧重个人，一个侧重国家，从不同层面表明了文字的影响之重。一种文字，拥有的不仅是沟通的具体功能，还承载着极重要的文化意义。以中国来说，汉字在中国文化存续中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也许不必过多考虑如此宏观的层面，但从日常使用来讲，每日与之打交道的文字，我们真的认识吗？这问题乍听几近荒诞，但如深思答案则未必那么确定。
      何谓“认识”？简单为认，复杂为识。我们自然知晓一个字在当下的用法，但对它的来龙去脉却未必清楚。而这种“未必清楚”造成的问题大概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相信不少读者有如下疑问：为什么前人的文章味道十足，而如今的则多寡淡无味？个中原因复杂，但说到底，是作者对文字的领会程度不同。前人如鲁迅、周作人等，虽用白话文作文章，但旧学底子深厚，有“文字学”的训练，了解文字传统，运用起来更自如，也更贴切，而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这堂文字学。
      文字学是传统的小学课或训诂课。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先生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因此“训诂”即把握一个字的来龙去脉。缺少这堂课的我们，往往不知一个字的字根意义，不了解它的演变过程，就远谈不上运用自如了。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有人用“粗鄙”形容眼下的文字生态，也许有些偏激，但非全无因由。相对粗鄙化的文字生态，容易造成思维的粗鄙化，常识匮乏、人云亦云，而“狂热分子”和“乌合之众”的生成，首先即是一套语言范式的生成。此类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个难以逃避的现实。如何破除，恐怕还是要从文字着手。
      因对上述痛点的思考，原《新周刊》总主笔、文化研究者胡赳赳写了《赳赳说千字文》，讲解《千字文》中每个字的诞生与演变，从考据（科学）、义理（哲学）、辞章（美学）三个角度剖析每个字的产生、发展及文化意义。作者作“说字”本是“想让孩子对文字学扎下根来”，但他发现家长的热情更高，其中透露出的问题更是值得反思。

胡赳赳，历任《新周刊》首席记者、主笔、副主编、总主笔；出版有随笔集、评论集、诗集等著作多种，现为多家机构文化顾问。2017年任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访问学者，将汉字文化传播到北美地区。
      “如果没有汉字，也就没有中国”
      新京报：你是出于何种原因和希求，开始着手汉字研究的？
      胡赳赳：2014年我主持修复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新星社版），这个版本是事隔113年后重现天日的。有了这个基础，加之我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代的一流作家的文字能力比不上民国二流作家的水准？发现我们的语文教育解放后少了一个课程：识字课。也就是传统的小学课或训诂课。现在也叫“文字学”。结果呢，就造成了某种割裂：文字初义与今义的割裂；传统流变与当下使用的割裂；简体与繁体的割裂。文字虽然是日用品，也是文物，但这个文物的一面，我们并没有擦亮它。我们现在对字的理解，缺少历史纵轴，只有1949年后确定的音、形、义。这也使得文字的使用“粗鄙化”、“当下化”。
      如今，许多人只知道汉字的引申义，不知其本来义。一个人有两种意义的故乡：现实世界的，精神领域的。而汉字是我们精神性的故乡，没有这个故乡，人走到哪里都止不住内心的惶惶。如果你对汉字没有相当程度的体认和领悟，不知道汉字是一种“根文化”，你就不会有精神上的“文化自信”。既便有，也不能“心安理得”，更遑论“吾心安处是吾乡”。
      新京报：在你看来，汉字承载的意义有哪些？
      胡赳赳：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都和汉字有关。比如，我们认为中国五千年文化没断过，原因不在于“车同轨”，而是“书同文”。还有，不管是元、清，还是外族入侵，统一中国时也被中国同化，这个中国国土面积的“一统”不是倚赖别的，而是以共同使用汉字为基。把中国用时空展开，会发现，都是通过“文字“联结的。如果没有汉字，也就没有中国。中国是个文化地理概念，而不是个政权概念。政权百代更替，中国千秋未亡；所有的万岁万万岁，都灭亡了，中国还在。
      “我们常识太少，偏见太多，思维简单”
      新京报：为什么会选择《千字文》成为“说字”对象？
      胡赳赳：《千字文》全文共二百五十句，一千个汉字，单字不重复，四字可成句，两组一韵，前后贯通，千字可成文，对仗工整，易诵易记，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不仅是儿童启蒙读物，更是一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问世最早、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所以《千字文》是最适合进行讲解的范本。
      《千字文》 是一部伟大的经典。今人对它的了解仅仅是儿童启蒙读物，一起称之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实际上，这部著作是相当了不起。关于它的传说也很多。有说它是一夜之间写的。有说写完它作者头发就白了的。有说是皇帝为了让皇子读书，让作者将大百科全书浓缩为一千个字的。目前我们看到的《千字文》的确与传说很相印证，它真的用一千个字表达；每个字都不重复(简化前)；而且运用了对仗的手法；几乎每一个句子里都蕴藏着典故;通篇又见地、境界很高，有传统文化的魅力。

宋徽宗赵佶书《千字文》（局部）。

 新京报：《千字文》属国学，属传统，仅从汉字这一范域看，你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胡赳赳：一个文字穿越古今而来，有古今之用、变化之道。这个变化之道，我们完全是隔膜的。尤其是简化字又摆了一道，就更加不知道其来有自了。而文字中有造型之源、有义理之源，这个源我们不去找，就相当于面对一个地下矿藏，有基础能源而不去发掘。当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由，自家矿藏不发扬光大，徒慕他山之石非学问之基。
      自古以来，汉文字是从铁马金戈中、从征服外界中一路拼杀过来的。“认”是从陌生到熟悉，故《说文解字》中说:“认，顿也。”言语迟钝为认，学习的第一步都这样。识，则是习以为常，将熟悉的内容深化为理所当然之事，这就是学习的第二步。《说文解字》说：“识， 常也，一曰知也。”知道常识，即为识。我们现在，就是常识太少， 偏见太多，思维简单，戾气满满。
     认字我们都会认；识字可能得要从头学，“识字”是为了回到常识，这一块常识以前割掉了，现在要补回来——知道一个字的历史、 来源，将其转化为常识。这样在应用上，水平自然就不一样了。
      “对于一个字的演进过程，你真的不是文盲？”
      新京报：文言文是“字”组成的，而白话文是“词”组成的，为何会出现这种演变？
      胡赳赳：蒋礼鸿先生在《古汉语通论》中说：“古汉语是单纯词（字）占优势，现代汉语是合成词占优势。”他认为现代汉语是在古汉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出来的。那么我想强调的是，文言文是古汉语中的书面语言，古汉语中的口头语言、民间俗语慢慢发展出了今天的“白话文”，是今天的白话文的主要源流。由于时代的变迁，文言文中的一字多义承载不了新的发展需求。现代汉语的孕育期，可以上推到13世纪的元代，而其正式形成则要到五四运动。但是需要注意地是，自古至今，那些最基础的词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可以说其结构相对稳固。
      新京报：因当下初等教育对“文学学”的忽视，很大一部分人“认字不识字”，而你提倡对汉字寻求字根意义上的理解，你希望由此读者可以形成怎样的认知，实现怎样的改变？
      胡赳赳：我做“赳赳说字”，是有痛点的。痛点在于：一、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但现在，我们的思维片面化、充满斗争的意识形态，是与我们的语言被遮蔽分不开的，粗线条、上纲上线、大帽子扣人、粗鄙化、语言暴力等，导致我们的思维简单、片面，容易被人利用，时常人云亦云。“狂热分子”和“乌合之众”的生成，首先是一套语言范式的生成。这套语言范式需要破除。
      痛点之二是，在对文字的学习上，我们和文盲的区别不大。为什么这样说?新中国成立前，文盲率是85% 以上。为了解决文盲率，开办小学，教“认字”。能读书看报、写信算账就毕业了。此后，一直沿袭下来，“文字学”没有，仍是教“认字”，而没有“识字”。这就像“隔壁老王”，你跟他住一个小区，你对他认而不识，他长什么样你知道，叫什么你也知道，在哪儿工作你也知道，甚至有事也会找他打听、找他帮忙。但除此之外，他的其他一切、他的历史，你什么都不知道。
      目前，我们对文字的认识，就停留在对“隔壁老王”的认知水平。
      什么是“认”“识”?两个字都是从战争来的，都和辨识武器有关，认短刀为认，认长戈为识；简单为认，复杂为识；陌生为认，熟悉为识。
      现在，通过“扫盲”，文盲率只有8.72%(2017两会数据)了。 传统的小学训诂也就是“文字学”消失不见，仅存于中文系一点余脉。你敢说，对于一个文字的演进过程，对于被割裂的文字学现状， 你真的不是文盲吗？这可能是全民要补的一节课。
      新京报：书中对《千字文》中的每个字进行了演变、义理的讲解，这些知识你从何处得来？
      胡赳赳：“赳赳说字”是用三个模板来建构对文字的解析的。它分为考据、义理、辞章。 考据就是科学，考证一个字的来源和变迁，没有定论的，给出各种合理的假说; 义理就是哲学，对一个字的字义，其中蕴藏的巨大信息量和智慧，生发为形而上的探讨，这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内涵; 辞章可看作是美学，古人在诗词典章中，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这个字的，并带给我们审美上的旨趣。假如不懂“秋”和“愁”两个字的来源，又怎么能真正理解“少年不识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要这样写呢?
      一般而言，字书最主要的参照一个是对东汉《说文解字》的各家注解。另外一个是甲骨文发现之后各家对其的研究成果。很多人一听说研究字就认为很难，是个不得了的事，其实没那么难，很多也是字体结构的常识。比如说表示“手”，就有“又”“寸”“共”等多种变形。陈独秀有感于众人畏难，因此编辑《小学识字课本》（遗著），且斥学风“故为艰深，以欺浅学”，使得“原本小学而变为专家之业”。他将小学识字予以梳理，称“作始者或不易，传习者必不难”。
      新京报：在对字的解释中，把握了怎样的难易、繁简尺度？
      胡赳赳：主要还是立足于常识，要恢复对常识的尊重。有常识，才会去除偏见。比如说“天”之意，新华字典解释是“比地高的地方”。而“天”在说文解字中则有“至高无上曰天”的说法。

《赳赳说千字文》，胡赳赳著，紫图图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汉字中不仅蕴藏丰富的信息量，且有开慧的功能”
      新京报：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如今有人用“粗鄙”形容当下的文字生态，并由此导致思维简单、片面，进而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你认为，从字根上理解汉字，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起到多大作用？
      胡赳赳：要回到汉字源头，从字根意义上，重新梳理、解释、印证汉字的流变，其目的不是恢复旧传统，而是温故知新，把字中包含的学问、智慧说清楚。
      虽然有论者用“粗鄙”来形容目下的文字生态，多少有些偏激，然而实在是莫大的警醒。我们一心要蜕变为现代人，但随着年岁日增，却又深深眷恋那刻骨铭心的传统，并把那条道路叫作“回家”。
      我认为，汉字是一座富矿，其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信息量，而且有开慧的功能存在，特别适合新一代少年人培育精神，增长智慧，明理懂事。
      其实，汉字里一直就根植着强壮中国人精神的“灵丹妙药”和洞察万事万物本性的大智慧。比如“德者得也”，告诉你道德的含义首先是你要“自得”；要“自得”，首先要“自律”。因为，道德是不能去“律他”的，要“自律自得”，自己受用，自己做到，别人才能心悦诚服，此之谓“教化”。所以说，“一字一智慧，字中有乾坤”。
      新京报：一种文字的发展往往得益于作家的探究与创造，如莎士比亚对英语发展的贡献，你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当下是怎样的情况？
      胡赳赳：首先语言是活的。只要在使用中，就会有词性的迁移和转归。人类学家斯特劳斯曾说过：“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误用和挪用，也会因约定俗成而具有生命力，也会从本义走反训。如郭璞最早用“治”来解释“乱”（乱有扰乱和治理二义）。
      像王朔最早提出了“知道分子”的说法，本义是讽刺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但后来词性发生变化，指有传播力的知识分子为知道分子，将知识道出来。而且这个词还在发生衍义：知道分子也特指那些传播智慧的人，这里“道”就是智慧的意思。
      由于当代的作家不知道字根的意思，就不敢乱用。比如有个成语叫“乌飞兔走”。胡兰成用过，指代太阳（金乌）和月亮（玉兔）交替运行。“乌”的本意是黑色的鸟，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而现在的作家只敢将“乌”作颜色用，而不敢作鸟类用。
      尤其包括我这样写诗的人，都希望将语言使用到其根本义，而这需要一个再学习的过程。
      “简化字有功有过，要理智对待”
      新京报：说起汉字，不得不提及一次巨变：汉字简化。你如何看待这种巨变？
      胡赳赳：两次简化字方案，一次搞成了（1956），一次没搞成（1977）。简化字有功有过。毕竟当年是民国走过来的专家制订的，大部分简化字都有据可依，比如说从俗字演变、从草书借鉴、从形声字的规律入手。但也有一小部分不伦不类，是大家至今耿耿于怀的。比如说，“爱无心”。然而陈独秀解释为“心有所贪得而行迟”，跟我们想像出来的“爱心”不是一个概念。